草原上水润芳华王同春与河套开发.docVIP

草原上水润芳华王同春与河套开发 　　在蒙地的水利开发当然会涉及到和蒙古人的关系。明代蒙古人入居河套后，这一带本来是他们的天然牧场。蒙古人对游牧生活的天然偏好远在农耕之上。 　　近代史上像王同春这般功过霄壤、毁誉不一的人物还有很多，但王同春仍然有他的特殊性。其关键之处在于，从时间上说，他正好处在中国从传统帝国走向现代国家的转折点上，世事遽变，人心难周，个人的努力不免左右支绌；从空间上看，他身为直隶汉人，却久居塞外蒙疆，他在河套地区开渠辟地的功绩愈著，后世的毁谤可能也就越多，这是跨文化旅行者势必都要遭遇的一道坎。因此，王同春的一生不应简单地视为个人的传奇，而是勾连家、国、天下之关系的一道线索，我们从王同春的经历中领会到的，也是时代变迁面前人类的普遍命运。 　　顾颉刚不是第一个为王同春作传的人，但他写的《王同春开发河套记》却影??最大，据说还成为民国时期的小学教材。从现在不断更新的资料来看，顾颉刚所记似乎不乏讹误，但因为距王同春生活的年代较近，讲述者多为亲历亲见亲闻，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时人对王同春的一般看法与情感，因此顾作仍颇为可本，只是将部分结合其他人的说法。王同春一生的故事，似乎都与河套地区开渠、辟地、灌溉相关，由于时代的变化，这个看似纯技术领域的事业却纳入了太多的社会内容。根据其人生史节点的转变，王同春的一生约略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草原上的灌区 　　 　　王同春俗名瞎进财，生于清朝咸丰元年(1851)，河北邢台县人。他出身微贱，几乎没受过什么教育，16岁的时候在家乡犯了命案，于是随人逃到内蒙古河套一带。黄河在河套的这一段，本来有两道，分别称为北河和南河。后来北河渐湮，下游在清朝道光年间淤断，与南河不通。从此南河成为黄河正道，而北河遂改称五加河了。本文所说的河套，主要是指黄河和五加河之间的广阔地区，也被称为后套，以区别于黄河“几”字湾之内的前套。整个清代，后套分属于鄂尔多斯左翼后旗(达拉特旗)与右翼后旗(杭锦旗)，到民国初年才划分出去。 　　本地谚语称：“黄河百害，惟富一套”，指的就是因为黄河漫灌以后使得河套的土地变得异常肥沃。河套的农业产量很高，据说“水田一亩之入可抵关内山田十亩”。汉人在河套进行水利开发的时间较早，约始于清道光年间，十九世纪中后期达到高潮。王同春投靠了率先在河套开渠的川人郭有元，掌握了丰富的开渠技术后羽翼逐渐丰满，开始创立自己的牛犋(两头牛并行拉犁，称为一牛犋：后来引申为二牛之力一年所耕面积，还可引申为最小的耕种单位村庄)，并且开始独立“包租蒙地而散租于民人、开渠灌溉的生涯。据称王同春先后独立投资开了至少3条大干渠丰济渠、沙河渠和义和渠，支渠270多道，可灌水田7000多顷，熟田27000余顷，还与别人合伙投资开了另外2条刚目渠、灶王渠。这些大干渠长的达百里之多，短的也有六七十里，最宽者十余丈，窄的也有四五丈。光绪三十年(1904年)，他又受绥远垦务局委托开凿永济渠，该渠为后套第一大渠。整个河套地区几乎被他连成一片，渠道纵横，阡陌相连，桑麻遍野，村落相望。王同春也由此成为河套地区势力最大的地商，被称为“河套王”。 　　在蒙地的水利开发当然会涉及到和蒙古人的关系。明代蒙古人入居河套后，这一带本来是他们的天然牧场。蒙古人对游牧生活的天然偏好远在农耕之上。清后期开始，出于对外来奢侈品的热爱，王公的耗费日增，招徕汉人垦地成了他们获取货币收入的最佳选择。山西、陕西北部的汉人因此得以越过长城租地垦荒，春来秋归，称为“雁行人”。雁行人相对比较零散，也没有定居下来，因此对蒙古社会生活的介入程度相对较轻。随着开渠灌溉技术的成熟，垦荒人数和耕地面积剧增，而且形成了稳定的汉式村落社会生活，加上大规模水利系统本身的高度组织性，与蒙古族的社会生活就发生了直接的关系。王同春通蒙语，熟谙蒙人社会，但与蒙古上层的关系却显得颇为微妙，他既曾作为中间人耗费2000两巨资调停达拉特旗内部纷争，从而得以开挖沙河渠，包租隆兴长以西的大片土地，也曾在遭到清政府逮捕时受到杭锦旗王公的庇护，还曾因为开垦牧场和强立契约的缘故，与蒙古王公及召庙喇嘛发生大规模械斗，而被杭、达两旗王公诉进监牢。可以说，蒙古社会在接纳甚至欢迎拓荒者的同时，也在艰难地维持自身社会的特性，抵御外来施加的各种变化：一方面，库仑哲布尊丹巴活佛听到王同春的名声之后，千里迢迢邀请他到外蒙开渠垦荒，而另一方面，在内蒙古地区，王同春势力所到之处便绝了蒙人的足迹，他们再没有游牧的地方，只得北度阴山，或是南越黄河而去。用顾颉刚的评价就是，王同春欺负蒙人，蒙汉的感情因此就被伤害了。 　　 　　蒙地放垦 　　 　　为挽救王朝积弊，清末开始实施一系列新政措施，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实业开发。在内蒙古地区主要体现为“蒙地放垦，移民实边”，也就是国家征用盟旗地方的牧场荒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