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把历史主体交还人民.docVIP

莫言把历史主体交还人民 　　他的富有民族特色的、同时又充满着人类共同性的东方文化的书写，他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批判和弘扬、捣毁和确立、超越和归根，无论对中国和世界来说，都绝对不是一件小事。 　　 　　与几年前比，莫言最大的变化是头发少了。他的额头原本还有些头发，现在变得稀少多了。记得多年前，当我与一位朋友在北京平安大街的一家咖啡馆里与他见面的时候，他的一绺额发上，居然还别着一只不易察觉的黑色发卡，那是用来固定从一侧梳过来的头发的。如今，他那硕大的头颅，我感觉是越来越大了。 　　 　　保持飞行的高度 　　莫言的作品总量接近六七百万字了，其中长篇小说已经超过了十部。 　　这不是一个寻常的数目。一个伟大作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他是否在其庞大的作品家族之上，建立起一个属于他自己独特的作品世界。在当代作家中，莫言最具有持续的创作能力。与???多数同代的作家相比，当别人已从一个抛物线的高点逐渐降落的时候，他依然保持着足够的飞行高度，而且呈现出惊险的高难度动作。 　　可以说，正是由于莫言和他的几个同代作家的存在，中国当代文学才保持了其精神的屋脊和应有的高度。 　　这不是危言耸听。1960年代出生的小说家们，虽然富于不俗的文学观念和新鲜的技巧，但在构建伟大作品的能力上，在创造规模叙事和表现宏大理念方面，却给人以孱弱之感，格局总有些狭小。这使得标注当代中国文学之精神高度的重任，始终压在1950年代出生的作家们身上。 　　按照“代际”与创造力的正比关系来说，不但1950年代出生的作家们已逐渐度过了黄金年华，就连下一个年代的作家们，也已渐渐步入中年，但格局依然未变。这是很有些尴尬意味的。 　　 　　与土地之间的“紧张”关系 　　莫言有着吃不饱的贫瘠的童年，却也有着一个富有和奢侈的童年。对于一颗敏感的心灵来说，他的喑哑黯淡的乡村所给予他的财富，同给予他的苦难和挫折、压抑和饥饿一样多。除非土地，什么东西可以这样慷慨？可反过来说，哪里的土地不是一样博大和宽厚，谁的童年不是一样地相似，归根结底是缘于他那颗心。 　　莫言和土地的关系是这样一种“紧张”的关系：他对土地的爱和“恨”几乎是一样的多，是土地给了他丰厚的记忆、经验、才华和灵气，但也是土地给了他磨难的童年、贫瘠和残忍的心灵创痛。宗法世界的温情与暴力、善良与恶毒、希望与幻灭始终是一样多的。和鲁迅等先代作家所经历的一样，正是这样一种关系催动着他的爱心和激情，去书写那拯救和沉沦、创造和死灭、批判与颂扬的博大命题。 　　这是非常奇妙的，犹如一座神殿的建立和一扇魔窗的打开：世界的绽放、存在的敞开和生命的起舞，都是自动涌现的。莫言看到了这个深邃和生机勃勃的世界，也更无遮障地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之中。就像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中所写到的那深秋大地上的爱情故事，还有少年的“牛犊恋情结”一样，它们在高密东北乡的地瓜和萝卜被烧烤出了芬芳的气味之时，达到了幻想中生命的高潮――“透明的红萝卜”是什么？是少年“黑孩”渴望成人的、在他潜意识中突然勃发起来的“性能力”的隐喻，这能力后来由于两个成年男性――“小石匠”和“小铁匠”的两种不同的优势（压抑和去势）而消失，留下了难言的抑郁和怅惘。人类学的思想使这篇小说成为了足以触及人性最隐秘之地的诗，但这是一首人人都感到美妙、却很少有人真正读懂的诗。莫言在这里完成了一次“人类学场景”中关于“儿童性经验的合法书写”，他没有简单和庸俗化地理解弗洛伊德，就像人类学家没有庸俗地理解弗洛伊德一样。 　　我相信这是天赋，是对人性最富敏感和深邃的理解能力所导致的，是丰富的民间文化、乡村生活经验、原始思维在土地神话和乡村传说中的广泛遗存所影响和铸就的。从这个意义上，是莫言首先复活了当代小说中的“大地”，使它显现出繁茂的生机。“高密东北乡”的“红高粱世界”，即是这大地的显形和载体。它对莫言的小说写作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当代小说的标高 　　莫言迄今最重要的作品应该是这样几部：长篇处女作《红高粱家族》（1986），又十年之后的《丰乳肥臀》（1995），新世纪之初的《檀香刑》（2001）。这既是他创作的个人峰值，也堪称是当代小说的若干标高。 　　《红高粱家族》好比是一场旋风，搅乱了当代文坛原有的沉寂，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它的激情洋溢夹叙夹议的叙述，不断来回颠覆和穿插倒置的时间线索，它所塑造的集土匪和英雄于一身的充满野性生命与创造力的人物，它的民俗文化与民间精神的狂欢式的张扬，它对现代和当代历史的原始真实的追思和逼近，它对这一历史的原有叙事制度与框定人们思维的套路的爆破粉碎，它的抒情诗一样急速前行摧枯拉朽如泥石流般的语言，都造成了地震一般的效果。 　　这也许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红高粱家族》开创了当代中国文学直接与西方“对话”的范例。当然，这一点也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