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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以委托理财名义收受贿赂犯罪 　　摘要:在司法实践中,受贿人以要求行贿人帮助委托理财为名收取贿赂的犯罪由来已久。由于当前这种犯罪方式逐渐愈演愈烈,“两高”在《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对此问题予以明确解释,以便能够通过司法解释的确立对此类犯罪的有效打击提供指导和帮助。在认同“两高”这一积极做法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意见》中的相关规定由于语言表述不严谨而造成在实践中出现理解的歧义和争议。也正因为这些歧义和争议的存在,而对实际办案的结果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为了统一司法,树立法律权威,对《意见》中的规定应予再次细化,从而使之真正成为司法机关在查办职务犯罪活动中效力明确的法律依据。 　　关键词:委托理财 受贿 改良建议 　　 　　■一、《意见》中关于委托理财规定在内容上存在的争议 　　2007年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经过长期的征求意见和认真研究之后,颁布了《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这是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对多种受贿行为的明确界定,弥补了既有立法上的不足。也为司法机关统一司法尺度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同时也相应强化了惩治受贿犯罪的司法力度。 　　然而由于成文法本身存在的不周延性和滞后性,使得该《意见》的部分规定仍然存在一些实质性缺陷。本文结合笔者的工作实际,只对《意见》第四条关于以委托请托人投资证券、期货或者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收受贿赂问题进行论述。 　　《意见》第四条关于以委托请托人投资证券、期货或者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收受贿赂问题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委托请托人投资证券、期货或者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未实际出资而获取“收益”,或者虽然实际出资,但获取“收益”明显高于出资应得收益的,以受贿论处。受贿数额,前一情形,以“收益”额计算;后一情形,以“收益”额与出资应得收益额的差额计算。 　　从内容上看,《意见》只解决了两种委托理财以受贿论的情况,一是国家工作人员未实际出资而获利,二是虽然实际出资,但是所获利润“明显高于”出资应得收益的构成受??。从该条文本身来讲,第一种情况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对于此种情形,既然没有出资,也就谈不上委托理财,更谈不上理财“收益”,本质上就属于受贿罪的行为方式,应当以受贿处理。而对于第二种情况则争议颇多,该种情况又可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国家工作人员虽然实际出资,但是在他人未将出资实际用于投资活动的情况下,收受他人以“赢利”名义给付财物的;另一种是他人虽然将出资实际用于投资活动,但所获“收益”与实际赢利明显不符的。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对于该《意见》的相关解释的观点来说,第一种情形是《意见》制定过程中争议较大的一个问题,多数意见认为对于此种情形的处理需持谨慎态度。理由是:第一,委托理财操作上较为复杂,做法不尽一致,在有实际投资的情况下,不易判断也不宜区分钱款的出资者归属;第二,收益回报不必须以实际用于投资为条件,约定高回报额虽然不受法律保护,但这种违规做法在实践中的确存在。考虑到实际情况的复杂性,为避免客观归罪,《意见》对此情形未作专门规定。对于第二种情形,虽然存在真实委托理财的成分,但其性质与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相同,属于变相受贿,因此《意见》将之规定为受贿。 　　笔者认为,对于第一种情形,因为客观情况的复杂而不予认定是迫于无奈的选择,但不应当是立法活动所采取的态度。详言之,虽然在有实际出资的情形下不好区分钱款的归属,但并不代表所有的案件中都不能区分财产的所有者。通过司法机关的侦查工作,以及双方或其他人的言词证据是能够充分证实这一问题的真实性。而这一论述的第二条理由是认为约定高回报额是一种实践中存在的,但却是违反相关规定的做法,只是由于收益回报并不以投资的实际使用为条件而不便规定。这个论证中首先存在一个语言逻辑上的错误。我们都说有付出才有回报,付出是回报得以实现的前提,没有付出自然也就没有回报可言。所以说只有出资的合理使用才会带来利润和收益,然后才会出现高额回报的可能。所以认为高额回报不以出资的实际使用为条件是不正确的。另外,在实践中,大量存在约定高额回报的情况出现于购买准备上市交易的企业原始股上。一般来说需要资金的人大多是准备上市的企业的相关职权人员,而这些企业大部分也都是经营风险性高,但投资回报也较高的行业。这些企业人员的手中掌握着出售公司、企业原始股份的权力。而为了求得一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帮助,许诺他们出资购买本企业原始股,待股票发行之后给予高额分红。在此种情形下,国家工作人员能够获取购买企业原始股的资格并不因为自己与该企业的相关人员存在亲友等密切关系,而是基于自身的职权条件而取得了这一机会。而依据职权便利获取利益显然是刑法所排斥的,应当作为犯罪处理。鉴于此,笔者认为对投资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