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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平等与后现代自由主义的局限 尤尔根·哈贝马斯 (哲学；法兰克福大学和西北大学) 一、 古典的自由主义思想，上溯到洛克，是通过运用现代法律的原理和概念来维护政治权利，并且将保护社会中每一个公民的前政治自由作为首要的目标。自由宪法的核心在于保护每个平等个体的自由。这个观点与康德的“普遍自由权利”相吻合，其主旨就是“依据普遍法律，个人自由选择的权利是与每个公民的自由共存的。” 甚至，“人民的规则”变成了“法律的规则”，市民的政治自主权并不是其自身权利的终结，这是保护社会中每个成员平等自主权的途径而已。 自由主义精神的实现是通过两种显著而规范化的直觉知识的完美结合而实现的。一方面，个体自由的观点契合了世界平等主义者的道德标准——即，平等尊重和对待每一位公民。另一方面，这种精神满足了每个个体的道德标准，表现在，每个公民都必须拥有根据自身选择和决定主导自己人生的权利。每个公民的平等权利是具有普遍法律效力的。源于法律中的每一个法条的可以控制的权利，保证了每个公民在明确的界限范围类追求他的生活方式。最终的结果是，个人的道德是实现普遍平等的必经之路，并且取代了“柯尔伯格道德发展阶段”的现代法律的效用。 将道德自律的生活方式和正义问题区分开来符合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思考问题的需要。因为，哲学已经拒绝同宗教神学的世界观一较高下，它也从未将自己抬高到关于神学和宇宙的基础的一个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成功和有效的模型。哲学仅仅突出处了在道德层面关于“每个公民的平等权益”的普遍效力，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同样优秀并且承担同样的责任。一个类似的道德律避免采取一种基本的观念来证明生活方式对每个人具有同样的权威性。在这个层面上变得“条分缕析”的美德，贴切体现着对每个公民的同等尊重和关怀。平等的观念反映在现代法律上是以积极的、义务的以及个人主义的结构形式：以“平等对待”和“公民尊严”的概念来表达（让地位的价值有所净化）。 关于平等的民主思想便多次受到了批评。最开始，公民对于共和制度的拥护被自由主义推向了一边，反对共和制的理由是：“从前的自由”不能够牺牲在“现在的自由”的祭坛之上。实际上，被工具主义者所误解了的是，“古代的民主要对于道德上的平等的民主削弱，以便满足占有欲强的利己主义者的主观愿望”。这样一来，共和制度失去了重要的规范化的直觉知识，这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之下仍然需要——关于团结一致的组织形式的直觉知识，不仅团结起来个人生活圈子里的亲戚、朋友和邻居，而且也将超出法律规定联系的政治生活中的市民阶级都联系起来。政治法律律令的核心是适合于私有财产持有者的商业贸易活动以及个人的宗教信仰和个人信念的民主意识。年轻时期的马克思和美国、法国宣扬的公民权利之间关于“利己主义”的定义削弱了道德自由概念的范畴的争论延宕至今。反对的声音是，个人的自由并没有被功利化了的“对于享乐的追求”所占据殆尽；因此，个人自由并不是仅仅为了满足尘世和心灵中的私人欲望。 为了弥补这个缺陷，现代社会求助于公民心中的共和主义理想，并演变成截然不同的、主体间的对于自由的理解，与民主公民所扮演的角色相适应。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卢梭的思想，表达和参政的平等权利不仅对于个人的主体权利非常重要，更重要的是，这让百姓们团结起来实践和实现自己生命价值具备了可能性。共和主义者的观点是，自我立法建立起来团结一致——无论思想多么抽象，因为有法律进行仲裁——让一个公民为另一个公民负责（尽管手中握有武器），在一个民主制度完善的独立民族国家中，社会中政治的民族精神一定会再生和复兴。平等权利保证了道德自由，然而，现在来说，社会中每个公民的主体自由并不是第一位和最重要的，取而代之的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团结一致维护国家主权的自由。这种主权国家的观念，在内部演化成为民族国家的每个成员政治自由的共产主义者的理解，在外部成了对于民族国家反抗外敌入侵的集体主义的观点。 对于国家团结的因素感到自豪是理所应当的，然而，共和制度在伦理上不得不接受人内心中普遍的利己主义倾向，一个公民享有平等权利只在特有的民族精神中存在，假设成被社会中的所有成员共同分享。公民权利和民族文化的融合最终导致了对于公民权利的“单色调”的诠释——对于文化差异性不管不问。道德感化对于个别阶层的倾斜和保护，必然会导致，在多元化的社会中，保护平等道德自由不可避免地演变成对于生活方式差异性的歧视，同时，在国际关系层面，面对“文化冲突”也显得无能为力。 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在一个框架内完成，就是，从普遍平等的角度来看，在民族国家中动员全民团结一致应该和激进地与其他民族进行对抗区分开来。将自身限定于普遍的宪法权利和人民权利，只有依据自身实践所表现的，设想出具有实践价值的法律制度，至高无上的公民民主的群体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