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斯塔科维奇与他时代.docVIP

肖斯塔科维奇与他时代 　　 肖斯塔科维奇是二十世纪最伟大作曲家之一。在他去世后的三十年里，人们对他生平与创作的关注和研究仍然有增无减，有关他的论文与著作不计其数。从音乐理论的角度来看，已是研究得非常详尽了。而许多诸如他的人生观、政治立场、同现实社会的关系以及他的人格与性格等问题，在苏联时代政治封闭的情况下一直鲜为人知，人们掌握的大多都是官方发表的对当局有利的资料。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俄国政治经济改革的实施，意识形态开始解禁，大批新的资料随之出现，从而帮助人们对这些问题作出更加客观的评价，可以说是为他重新定位，而他也终于有机会获得完全有别于以前的崭新评价。因此，上述这些问题也成了这些年来最热门、备受争议的焦点。人们对肖斯塔科维奇的高度兴趣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更深入地领悟他的创作，是与了解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历史背景以及每个作品创作背景分不开的。 　　首先是旅居美国的俄国音乐家沃尔科夫于1979年在纽约发表了《见证》一书。这本书的出版在西方引起了犹如炸弹爆炸一样的轰动效应。读者看到的肖斯塔科维奇是一位极权主义国家的受害者，书中以第一人称叙述了肖斯塔科维奇对迫害他的人的极端憎恨，因为这个人血腥屠杀了千百万无辜的百姓。他也回忆了自己可怕的一生和许多被害死的朋友和同行。作为回应，当时苏联政府急忙出版了另一本书――《肖斯塔科维奇论时代和自己》（1980年）以此反击沃尔科夫的《见证》。书中收集了作曲家一生中所写的许多文章和发表的演说文稿。由于篇幅的关系，我们只引用其中的一句话就可以知道这本书的大概内容：“我作为一位音乐家，特别感激亲爱的共产党对我们苏联音乐和音乐工作者的关怀，党的英明领导可以保证能创作出更多的优秀作品”( 第213页)。 　　在俄国，许多人对《见证》一书持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这本书完全是伪造的，也有人认为书中也包含了不少真实的地方。至少专家认为：第一，沃尔科夫同肖斯塔科维奇接触交谈的时间是七十年代初，当时作曲家已是身患重病，非常的痛苦，并知道自己活的日子有限了。在这样的情绪下谈话是可以想象的，就像???在绝望时会说出比平时激烈很多的话一样。第二，许多人认为作者把他们的谈话内容过分加深颜色，所以很不客观。另外，一些与肖斯塔科维奇十分亲近的朋友认为, 有高度涵养的、平时一向温和客气的肖斯塔科维奇不可能会对他喜欢的 朋友与 同行说出那么恶毒的、那么小心眼的话。而且，作曲家的夫人和儿子都没有认可这本书。《见证》虽然在几十个国家出版，但至今没有在俄国出版，原因不在于官方允许不允许，因为这样的问题早就不存在了。这里主要牵涉到的是道德问题。 　　从上面两本书中可以看到两个截然不同的肖斯塔科维奇, 虽然在以后的许多资料里可以看出，肖斯塔科维奇的大部分文章是请人代写的 ，而他只是在文章下面签一个名而已( 格里克曼 《书信集》信件71)。 　　 许多学者指出，官方不止一次对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进行批判（如在二十年代对歌剧《鼻子》，1936年对歌剧《卡捷琳娜 ――伊兹迈洛娃》，1948年苏共批判他的作品为“形式主义作品”等），在精神上沉重地打击了作曲家。在斯大林时代这样的批判后紧接着就会有被逮捕或枪毙的危险。肖斯塔科维奇亲眼看到了许多自己的亲人和艺术家朋友们的此类遭遇，他自己也曾一度每天都在等待这个可怕厄运的到来。所以在作曲家心灵深处，恐惧感如影随形，一生中处处追随着他，这使得他一方面深深憎恨当局，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让步、妥协。 　　 这样的矛盾也体现在他的创作中：他在写出一个有胆量和有分量的、不受官方欢迎的、在政治上有危险性的作品后，通常又会马上写一个妥协性的作品 ――光明轻快的、通俗的、附和官方政策路线的、大众化的作品。比如他在写了《24 首前奏曲与赋格》后马上又写了自己评价并不高的清唱剧《森林之歌》，并为电影《攻克柏林》写配乐；在创作自传性的《第八弦乐四重奏》后又写作了纪念列宁的《第十二交响曲》；在创作了手法新颖、哲理性很强的《第十四交响曲》后，突然写作了一个“非常社会主义”的作品――用多尔马托夫斯基的诗谱写的合唱组曲《忠实》。肖斯塔科维奇的一位好友李特文诺娃在回忆作曲家的――书中写道：当时她曾问作者，为什么他用了这位“仆从诗人”的那么差劲的诗来谱写合唱曲，作曲家说：“是呀，这些诗很差，非常非常差……以后我会写自传的，在自传里我会解释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我会写这一作品的。”遗憾的是肖斯塔科维奇没有写自传。属于“妥协性”的作品还有：交响诗《十月》《第十一交响曲（1905 年）》，10首革命诗人的诗谱写的大合唱，轻歌剧《莫斯科―切辽姆什卡》等。 　　另一经常讨论的，也属于他的“妥协性”的问题――1960年他加入苏联共产党。作曲家古拜杜琳娜在回忆这件事时说，当时年轻一代的作曲家知道了这消息后都对肖斯塔科维奇感到非常失望，因为当时已经不是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