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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经济学视角农民工隐性户籍墙分析 　　摘要 20世纪70年代滞涨后，大量无法解释应对的现实问题让人们意识到，主流经济学关于人的基本假设存在不足，在经济研究中结合人的心理的探讨是必要的。为解释现实中农民工不积极申请积分制入户，文章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武汉市数据进行了分析，并基于行为经济学中的失望/后悔效应、牺牲陷阱、偏见与错觉理论解释了结果，提出作为户籍制度衍生的社会屏蔽，隐性户籍墙应囊括由二元户籍导致的对农民和市民在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歧视，其对农民工农转非选择的作用不仅在于这些客观歧视，还在于农民工面对歧视时的主观心理。改革开放后，我国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持续至今，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日趋活跃，尤以农民工的流动突出，凸显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性。当前，农民工对市民化的犹豫不愿意，反映户籍改革及其配套制度的建立完善不到位，其与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城镇化、实现城乡一体化的要求尚有差距。? 　　关键词 行为经济学；农民工市民化；户籍改革? 　　中图分类号 F2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03-0043-05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3.008?? 　　 　　2010年广东推行积分制入户，其与成都统一城乡户籍改革、上海居住证人才入户并称为国内户籍改革三大新政。政策推行一年来，效果差强人意，尤以指标空缺引人注目。当年12月，第一批积分制入户申报结束时，东莞32个街镇中的16个未用完指标，相似情况也发生在中山市、深圳市［1］。这固然与运作不完善有关，也由于一些申请者没有达到要求，但申请人数不足也是不争事实。据中山流管办公布的数据，全市33 682名流动人员参加积分制管理，其中积分入户申请人数为2 315名，最终2 149人进入公示，入户指标空缺851个［2］。农民工对一举跨过户籍成为城镇人心存疑虑，是否因户籍背后的隐性障碍，其作用机制又是如何，成为需迫切研究的问题。? 　　 　　当前，广大农民工来到城镇后，仍面临一系列问题，无法从农民中分离，彻底成为市民。他们是位于农民和市民之间的群体，处境尴尬。学者们由此提出两重“户籍墙”概念，即由农民变成农民工需穿越的“显性户??墙”，以及由农民工变成市民需穿越的“隐性户籍墙”。其中，“显性户籍墙”是指致使我国城乡严重对立的户籍制度；“隐性户籍墙”作为其衍生，在制度抑止功能上延伸与拓展，具有韧性身份证属性，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屏蔽制度［3,4］。迄今为止，从农民到农民工的显性户籍墙已被认为没有多少作用力，隐性户籍墙则构成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主要障碍。但此处，前半句值得商榷。首先，户籍改革并没有进展到取消户籍地步，户籍仍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巨大影响。近段时间，各地接连出台的限购令就多以户籍为购房限制条件。其次，“积分入户如同一道‘变相门槛’”［5］，可以说其本身就是显性壁垒的一种。二元户籍制度仍处在撕开缺口阶段，显性户籍墙依然牢不可摧，隐性户籍墙的障碍也就更值得注意。? 　　相比其影响，对隐性户籍墙的研究明显不足。此概念的使用至今局限于极少数研究农民工问题及户籍改革的学者中，且相关成果大多将其与“依附在户籍制度上的种种福利待遇”［6］等同，对它的作用机制也即对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如何、怎样施加等具体而关键的问题一笔带过。作为当前户籍制度衍生的一种社会屏蔽，隐性户籍墙应囊括由二元户籍导致的对农民和市民在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歧视，包括就业、居住、社保、教育、医疗、土地等等。歧视一词为中性，福利待遇不是市民独有，农民也有福利待遇。农民工抛弃农民身份获得市民身份，得到市民福利待遇，但也失去了农民福利待遇，比如土地。基于这一点进行分析，隐性户籍墙为何物、影响几何等问题才有可能清晰。此外，隐性户籍墙所以成为“墙”，还需考虑农民工面对这些歧视时的主观心理。? 　　1 数据与模型? 　　有关隐性户籍墙下农民工对非农业户口的看法和态度，以下采用2010年上半年武汉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说明。此调查深入武汉市的居/村委会，对跨县（市、区）流动且在流入地居住达一个月的人群中16-59岁的人口进行访谈，回收2 000份有效个人问卷。其中，农业户口样本为1 658个，占总样本的82.9%。调查对这类样本询问了转为非农业户口的意愿，有654人表示愿意转为非农业户口，占该类样本的39.4%，有1 004人表示不愿意转为非农业户口，占该类样本的60.6%。不愿意转为非农业户口的样本是愿意转为非农业户口的样本的1.5倍，这呼应了广东积分制入户的指标空缺情况。? 　　下面基于二元Logistic模型探讨农民工面对农转非时做出如此选择的原因。在2 000个样本中剔除342个非农业户口样本以及21个回避回答个别问题的样本，剩下?1 6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