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贝贝特出版未来.docVIP

解密贝贝特出版未来 　　李长春慨然允诺，拉过众人说：“让我们一起照一张改革誓师照吧!” 　　很细心的人，可以发现一些线索：在很多人文社科书籍的背页，诸如《退步集》《常识》《温故》等，印有―个小小的标记――“贝贝特”。 　　这是个独一无二的文化公司，即便业内人士，也常常误会了它。“既有体制内的稳定性，又有体制外的灵活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简称广西师大社)总编辑、北京贝贝特出版顾问公司总经理刘瑞琳说，贝贝特兼取体制内外之长。 　　据新闻出版总署2010年7月发布的《2000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广西师大社名列全国图书出版单位总体经济规模第六名。 　　前十名大多数以教材教辅为主，广西师大社却同时以人文社科类图书赢得声名。这个偏隅一方、资源匮乏的地方大学出版社，是如何实现“现象级”崛起的? 　　2000年设立的“北京贝贝特出版顾问公司”是其间的隐秘所在。通过这个公司，在出版改制真正启动十年之前，广西师大社就已实现了改制的目标。 　　也许，贝贝特在体制上的突破意义，比其资产翻番、好书迭出更为重要。2006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桂林视察广西师大社时，时任社长肖启明请求全体合影，李长春慨然允诺，拉过众人说：“让我们一起照一张改革誓师照吧!”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介绍说，截至8月，全国528家经营性出版社要转企改制，已完成435家，应该转制的148家中央部委出版社，已有101家转制，剩下的将在2010年底前完成转企改制或退出。 　　相当一批改制出版社还在向主管部门抱怨十年前的老问题―一“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对于广西师大社等改制先行者而言，问题已然翻转，更紧迫的问题是――“钱往哪里去，人从哪里来”。误解 　　2010年1月，由广州日报、广州购书中心等举办“2009中国图书势力榜”，贝贝特入围“金推手”，主办方为凸显民营出版势力崛起，将获奖者分成国有、民营阵营。 　　“他们把贝贝特作为民营阵营的代表，我上台后笑着说：其实，我应该站在对面人民出版社那个行列。”刘瑞琳说。 现实就是如此，外界往往将北京贝贝特视为一家民营出版机构，人们不相信，一个如此有气质、有活力的出版机构居然是国有的。 　　贝贝特是“BeBetter”的音译，意为“更好”。 　　“成立北京贝贝特时颇费思量。政策不允许，但我们要想办法安全地取得体制突破。”肖启明1998年至2008年担任广西师大社社长，是贝贝特模式的设计者。 　　从法律地位而言，贝贝特是图书批发公司，不是一个出版机构。但由于贝贝特总经理是由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甚至总编辑兼任的，而这个职务由广西师大党委任命，因此，贝贝特间接取得了出版社最核心的资源――审稿权： 　　公司化运作的贝贝特实质上成为一个出版机构，独立策划选题、发行、营销。贝贝特远离桂林本部，不论空间还是制度上，保持了独立，所有员工都是新招聘的员工，从一开始就没有事业体制的问题。 　　在前期投入了2700万元左右之后，2005年，贝贝特实现盈利，进入良性循环，并形成资产。 　　当时，全国各地很多出版社都往北京这个出版中心集中，设立了工作室、编辑部、公司。但是，随后大多数地方出版社的在京机构都陷入亏损，其中的一些依靠卖书号为生，一些则不得不撤出。 　　采取贝贝特模式的只有广西师大社一家，对本部品牌有大幅提升的也只有贝贝特一家。 　　 　　体制内外 　　 　　当肖启明邀请刘瑞琳前来出任贝贝特总经理的时候，刘瑞琳敏锐感觉到了贝贝特模式在当前格局下的优势。 　　“我认定我这一辈子就是做出版了，但我绝不会再进旧体制的出版社，而民营机构没有出版权，这两种都会花费非常多且不必要的精力。我个人不喜欢这种感觉，因为我还是想做文化。贝贝特则刚刚好。” 　　对旧体制的弊病，刘瑞琳已有多年切身体验。 　　刘瑞琳1993年进入新成立的山东画报出版社，逐步成为主持工作的副总编辑，她主编的《老照片》在业界影响深远。 　　“出版业职业性、市场性很强，可是事业体制下的出版社却按照官本位的规则来运作，办什么事总是先问级别。一项稍有规模的投入，得两三年以后才有收益，但事业体制之下，往往三四年就换一届社长，社长为了政绩，肯定要做表面文章，喜欢评奖，喜欢做大码洋，根本不考虑良性循环。” 　　官本位对整个行业形成了逆淘汰效应。不懂出版的人常常成为一把手，“一把手是一个出版社的灵魂，他不懂出版。用的也会是不懂出版的人，几届这样的领导之后，整个出版社就成为一个不懂出版的出版社，最后连本社产生的总编辑也不懂出版。” 　　这样的体制，无法形成做事的环境，看不到出版的希望。 　　2003年，刘瑞琳担任广西师大社副社长、副总编辑，北京贝贝特总经理。“其实，我没有在桂林本部工作一天，社里对北京贝贝特非常放权，我可以完全按照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