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审慎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研究[权威资料].docVIP

宏观审慎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研究 　　摘要：针对宏观审慎政策中的逆周期政策工具对银行风险承担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在理论上研究了逆周期政策工具所带来的宏观和微观效应，并运用动态面板数据广义矩估计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信贷扩张期杠杆率、贷款损失准备金率的上升会使银行的当期风险承担水平增加，资本充足率的提高使风险承担降低。而滞后六个月的资本充足率、杠杆率、贷款损失准备金率的上升可以显著降低当期的风险承担水平，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宏观效应和微观效应一致。 　　关键词： 宏观审慎政策；银行风险承担；逆周期；广义矩估计 　　F832.2A1003-7217（2015）03-0009-07 　　一、引言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并迅速蔓延，暴露了对金融系统稳定性负责的全面政策框架的缺失。危机后国际金融监管组织和各国监管当局开始制定和实施以降低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为目标的宏观审慎政策。 　　宏观审慎政策的作用机理即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工具影响个体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及其经营策略，从而作用于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进一步影响信贷供给总量及价格，以达到减少系统性风险的目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及监管标准都是针对个体金融机构制定的，这些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在消除金融体系顺周期性和跨部门风险的同时，对个体金融机构的风险承担也会产生一定的效应与影响。宏观审慎政策的宏观效应与微观效应是否一致及微观效应能否促进宏观效应的实现，并达到减小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和降低系统性风险的目的，仍是理论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试图通过采用改进后的贷款组合信用风险模型与差分GMM模型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对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对银行风险承担产生的具体影响与效应进行分析，从而进一步考察宏观审慎政策微观效应与宏观效应之间的关系，为更好地保障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效果提供理论依据。 　　二、文献综述 　　“宏观审慎”一词产生于1979年6月召开的库克委员会，会议中讨论了关于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能否影响其宏观经济和金融系统稳定性的问题。而“宏观审慎政策”则最早出现在1986年4月国际清算银行（BIS）关于国际银行业金融创新的报告中，该报告指出宏观审慎政策针对由金融创新造成的衍生品市场和证券市场相互关联的问题，促进了金融体系和支付机制的安全和稳健（BIS，1986）[1]。此后，此概念逐步发展为防范顺周期与跨部门两个维度的风险（Borio，2001）[2]和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Crockett，2000）[3]的政策框架。 　　宏观审慎政策主要是为了防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及其对实体经济的溢出效应，并主要通过资本管理控制多个金融机构面临共同冲击时所造成的资产负债表萎缩而带来的社会成本（Hanson et al，2010）[4]。 　　宏观审慎政策工具虽然目的在于增强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但也会影响到金融市场参与者的动机和行为，进而影响个体金融机构的风险承担。就此而言，Jokipii Milne（2009）认为风险承担取决于资本缓冲的大小，资本和风险的关系取决于银行持有的资本高于监管要求的数量。当资本缓冲较低时，银行需要寻找到更多的资本的同时降低了风险承担，银行有大量资本缓冲时就会提高风险承担[5]。Terhi Alistair（2010）运用GMM模型对1986～2006年美国银行业数据分析后发现，资本缓冲和银行风险承担存在正相关关系[6]。Cordella Pienknagura（2013）运用模型分析了不同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最低资本要求、存款税等政策工具对单个银行风险选择的影响，认为最低资本要求的提高、存款税的附加和流动性工具的实施降低了银行的风险承担[7]。宋琴和郑振龙（2010）提出资本与银行风险承担同市场集中度有关，市场集中度低时资本监管可以降低银行的风险承担[8]。从微观效应来看，刘胜会（2011）认为宏观审慎政策会从微观方面影响到银行的收入结构、资本运营、风险控制等经营策略[9]。 　　目前，有关宏观审慎政策对个体银行风险承担影响的文献主要集中于研究单一政策工具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且忽略了不同经济周期阶段政策工具对风险承担影响可能有所差异这一事实[10，11]。本文试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宏观审慎政策中逆周期资本缓冲、最大杠杆率和动态贷款损失准备金三个逆周期政策工具在不同周期阶段对银行风险承担所产生的影响。 　　三、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宏观效应和微观效应 　　宏观审慎政策工具虽然以其宏观效应的实现为主要目标，但对个体银行所产生的微观效应也不容忽视。目前，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主要包括针对金融系统顺周期性的逆周期政策工具和针对跨部门风险而制定的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及影子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