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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农村信用社的制度变迁 id=“artibody” 　　摘 要：近代中国产生了极具现代意义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mdash;mdash;农村信用合作社，并形成颇具声势的农村信用合作运动。1923～1927年，由于北洋政府实力孱弱，农村信用合作社自诞生即陷于私立秩序状态，农村信用社无序发展;1927～1937年，因南京国民政府监管制度的逐步建立，农村信用合作社由私立秩序状态转入国家监管状态，农村信用合作社迎来健康发展的黄金期;1937年抗战爆发后，农村信用合作社完全操控于政府之手，进入国家专制状态，农村信用合作运动最终走向失败。 　　关 键 词：近代农村信用合作社;私立秩序;国家监管;国家专制 　　中图分类号：F8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14）04-0077-05 　　 在众多探究中国近代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文献中，大都在论述其嬗变的历史，鲜有问及背后原因。历史与现实的相通性无不昭示着，探寻近代农村信用合作社制度变迁的基本逻辑及深层次原因，无疑有助于我们目前的农村金融改革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本文拟从新比较经济学的视角对近代农村信用合作社问题进行再探讨。2003年，Djankov、La 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等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共同提出：ldquo;从传统比较经济学的废墟上又浮现出了一个崭新的领域，我们称之为新比较经济学。rdquo; [1] 这4位经济学家以产权理论为基石构建的新比较经济学分析框架，对近代农村信用社的演进有着难以企及的解释力，为笔者深入研究该问题提供了难得的理论契机。采用新比较经济学分析框架缕析近代农村信用社发展的脉络，将使我们对该问题的研究更为系统和深入，相较于其他分析，更能抓住问题的关键与核心。 　　 一、新比较经济学理论阐释 　　 新比较经济学，作为经济学发展的理论前沿，发端于产权理论， 主要着眼于对制度的选择与设计等问题进行比较分析， 正如Aadrei Shleifer所强调，ldquo;新比较经济学集中分析制度的多样性rdquo;。[1] 该理论认为，一个社会应力图避免两种极端情形的发生：一种极端情形是ldquo;无序rdquo;，即因私人主宰着一切而导致秩序处于崩溃的边缘;另一种极端情形则是ldquo;专制rdquo;，即因政府主宰一切而导致财产被政府侵占及私人生产积极性受压制。2003年，Djankov、La 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等提出了ldquo;制度可能性边界rdquo;（Institutional Possibility Frontier，mdash;IPF）， 并以此说明应如何选择与设计制度， 揭示出政府是如何在控制无序和避免专制之间实现均衡的。 　　 Djankov、La 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等以无序为纵轴，以专制为横轴，在二维的空间内勾画出制度可能性边界曲线， 分析了政府在无序和专制之间的权衡。如图1所示，在制度可能性边界曲线上有4个点，代表四种控制战略，即私立秩序、独立执法、国家监管和国家专制。这四种控制战略是根据政府权力的介入程度由轻而重排序的。从图中可看出，由无序所导致的社会成本呈递减之势，由专制所导致的社会成本呈递增之态。图中向右下倾斜的直线表示一定程度的无序和专制状态下的社会总成本，这条直线与制度可能性边界曲线的切点即表示一个社会或者一个部门能够实现社会成本最小化的有效制度选择。 　　 本文意在新比较经济学的这一分析框架内勾画近代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制度可能性边界曲线，并以此作为基准探讨近代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制度变迁的基本逻辑及深层次原因。 　　 二、 近代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制度变迁的基本逻辑 　　 回溯近代中国农业金融史，最瞩目的农业金融事件即诞生了与传统农业金融截然不同的新型农业金融组织mdash;mdash;农村信用合作社，且在社会力量及国家力量的交替作用下，掀起了一场长达26年、波及全国、规模空前的农村合作运动。其间，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发展历经了几个迥然不同的历史阶段，制度发生了变迁，对经济绩效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新比较经济学全新的分析框架中，近代农村信用社被置于一个从原子型社会形态中的私人秩序战略状态到国家主宰一切的制度谱系，任何一个阶段都可以依据维持农村信用社秩序的方式及效率在该谱系中找到相应的位置，并可以清晰地显示各阶段各战略状态所引致的损失抑或收益。 　　 （一）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私立秩序状态：1923～1927年 　　 1923年6月，在民间团体华洋义赈会（全称为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的扶持下，河北省香河县第一信用合作社成立，成为近代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农村信用合作社，此后农村信用合作社如雨后春笋般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