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中国人世界想象.docVIP

重构中国人世界想象 　　只有常识才能为他人所共享 　　 　　高超群：最近在书市看到由你主编、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主办的三期《大观》丛刊，从编辑理念上看，我觉得似乎是当年《大国》丛刊的继续。不过讨论更为深刻，内容更为饱满。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是，你们似乎是在系统性地努力建构一种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念，即“中国对于世界的常识性认识结构”。这样有意识的思想努力在中国学界是久违了的。我觉得你们从选题上讲是直面问题本身的，而不是目前学界流行的专业化，而且也不仅仅是单纯地分析和描述，而有着比较强的现实关怀和构建冲动。 　　高全喜：从《大国》到《大观》，我们有一个基本点是没有变的，那就是致力于寻找与厘定关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大尺度，从中长时段来看待世界秩序以及其中的重要变量。简单地说，中国这样一个大的政治文明体到了近现代以后，它的形态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些变化不仅仅表现在风俗礼仪、精神风貌、生活方式上，最根本的变化在于政治结构，它们早已经远离了古典的中国。传统中国的封建制、郡县制、一家一姓的君主制曾经是承载中华文明的制度基础，但是，进入近代以来，在西方的中击下，中华文明丧失了自己固有的制度基础，而构建现代政制的历史任务直到今天还远没有完成。因此，这个思想背景、问题意识没有变化。 　　在具体研究方法上，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的学术规划有个主轴，就是每年举办四次季度讨论会。这个系列讨论会有个大的构想，就是经过三五年连续性的讨论会，逐步建立起关于“周边世界的常识性认识结构”。在这个大架构下，分成若干个专题来讨论，希望能形成这样的认识结构。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专设了一个小组，来确定这些系列专题。这个小组成员除我本人是学术界的，其他几位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界人士。我们的想法是从立题开始，就跳出“书斋里的讨论”，把活生生的问题提出来、立起来。倡导用鲜活的语言来讨论。 　　高超群：《大观》的基本诉求在于建设性地思考现代中国的国家构建，特别是重新为我们的政治文明体奠定思想基础。关于这个问题，现在体制内外，学界上下，大家其实都感觉到这个问题的迫切性，但尚没有见到足够深远宏大的见解，更不用说形成思想框架了。你们的思想进路似乎是由外而内的，也就是说，你们是试图通过对外部世界的认识，通过反思中国与外部世界的错综复杂的纠缠关系，来为现代中国定位。这种定位既是思想上的，又是战略上的。《大观》是不是希望通过重新检审、阐述整个世界的文明和政治版图，最后来认识中国? 　　高全喜：是的。传统中国是天下观念、朝贡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种先验的文明优越论，这种观念对于现代世界的认识是不利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先是对西方世界抱有一种无奈的新奇，接着便是一个悲情逐渐深化的过程，从船坚炮利，到制度文明，再到西方精神(尤其是宗教信仰)，这三个层面的认识，我们是在一种逐渐被殖民化的屈辱情况下被迫接受的，所以，那时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包括外交家)乃至一般的知识分子，就很难用一种第三者的视角来看待世界秩序和中西文明。奇妙的是，一百年后，我们来看新中国的历史，出现了某种反向兼备的逻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那的确扬眉吐气，可是好景不长，一旦改革开放，中国精英乃至平民百姓的意识又回到百年起点。但这些年来的经济发展，又激发了很多人的盲目自大和狂妄，提出大国崛起、超越美国、全球争霸等口号。看来我们总是纠缠于自卑与自大的民族悲情中不能自拔。这些无疑影响到我们对中国自身以及中国与世界的理性认识，有鉴于此，我们提出要建立个常识性的认识结构。 　　关于中国对于世界的结构性认识，我觉得有两点特别重要：一个是大国， 　　个是常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不是我们要不要的问题，而是一个历史命定的前提，是我们思考问题的现实出发点。人口、版图、规模和历史等等，决定了中国对于世界格局的构建，具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关于这个方面的讨论已经很多，我不再重复，而更愿意谈谈常识。为什么要把思考的另外一个基点立于常识呢?所谓常识，是指古今中外为历史所检验过的那些安邦立国、经世致用的原则和道理。目前学界有一种很不好的习气，就是对于“国是”问题有很多奇思妙想，什么“隐秘教诲、另类道路”充斥坊间，与改造版的红色经典相映成趣。我觉得这类言辞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常识理性。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立国之本应该建立在堂堂正正的普遍原则之上，这个普遍原则就是常识理性。一种真正的关于文明秩序、国家构建的理念，其中心要义没有什么幽深和古怪的，实际上它是基于常识的。 　　常识就是一些经过验证的、最基本的、最共同的、最有说服力的道理。这些道理，既是国民安身立命之本，也同样是国家在世界中安身立命之本。因为一个国家，一个文明共同体，越是与世界发生着深刻的关系，就越富有生命力，它与周边世界交往的立足点必须能够为他人所共享。为所有人共享的东西，就是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