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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西南五区尴尬与出路 　　 “不论是有历史原因还是现实困难,都不能成为落后的理由。西南五区不能拖北京的后腿。” 　　 　　曾经的“南贫北贱” 　　 　　1644年,多尔衮率满洲人占领了北京。之后,就将北京城里以汉民为主体的居民悉数驱赶到了外城。空出的内城,给了“从龙入关”的八旗官兵。正黄旗和镶黄旗官兵驻扎在紫禁城之北,正红旗及镶红旗驻扎在紫禁城之西,正白旗和镶白旗驻扎在紫禁城之东,正蓝旗和镶蓝旗驻扎在紫禁城之南,八旗兵拱卫皇宫,形成了旗民分治的格局。 　　 　　大概到了清代中叶,“东富西贵,南贫北贱”,这句俗语就开始在京城流行。至于这东南西北的确切所指,至今还在喋喋不休的争论中。 　　有些学者认为,东富之“东”,指的是崇文门瓷器口一带,西贵之“西”,指的是宣武门菜市口一带。因被驱逐到南城的许多有钱人,选择在商业气氛浓厚的东边居住;达官显贵则移居到了西边。《旧京琐记》便有如是记载:旧日,汉官非大臣有赐第或值枢廷者皆居外城,多在宣武门外,土著富室则多在崇文门外,故有东富西贵之说。北贱之“北”指的是珠市口大街以北,南新华街以东,崇文门大街以西这一区域。这里是北京的娱乐业中心。四喜、春台、和春等进京徽班,分别住在韩家潭、百顺胡同、陕西巷、李铁拐斜街等地。另外,清代较高层次的妓院都集中在这里的八大胡同之内。那时,艺人与妓女同属贱业,故有“北贱”之说。南贫之“南”,则指的是靠近城墙的北京南部地区,即珠市口大街以南,永定门之内的所在。这里聚集了众多的贫穷艺人,城市贫民,以及从永定门进城寻求活路的农村穷苦农民。 　　沧海桑田,转眼两三百年,北京城面积已大大拓展,“东富西贵,南贫北贱”之说依然在民间存在,但现实已有所转变为。有网友发贴称,北京市“重京北、京东,轻西南”的发展格局,造成了“东北富、西南穷”的状况。这种指责或许不够准确,不过,丰台、石景山、大兴、房山、门头沟等西南五区落后于北京市的平均发展速度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北京西南五区同处北京市的母亲河――永定河流域,这是让西南五区感到骄傲的。但让西南五区领导尴尬的是,这五个区占全市30%的土地面积和26.6%的人口,却只创造了北京市12%的GDP和6%的地方财政收入。 　　九月底,北京市西南区域的丰台、石景山、大兴、房山、门头沟五个区的政协副主席做客北京电视台《北京议事厅》时一致认为:“不论是有历史原因还是现实困难,都不能成为落后的理由。西南五区不能拖北京的后腿。” 　　 　　优势成包袱,不能再“单打独斗” 　　 　　丰台区政协常务副主席鲍顺新说,西南五区落后了,首先要找自己主观上的原因,但是不可忽视的客观原因也很多。他认为,这些年来北京市的发展布局对西南区域的重视得不够,致使北京的重大项目难以落户西南五区。北京市提出重点建设的六大功能区,都规划在东部或北部,西南区域一个都没有,这样的布局是不公平的。 　　 　　其实,西南五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具有强大的发展后劲,曾为北京经济发展特别是能源供给、城市农副产品供应做出巨大贡献,被誉北京的“一盆火”、“一盆水”、“菜篮子”和“米袋子”。在矿产资源方面更是得天独厚,2000年北京市各类矿山共计1749个,房山、门头沟两区就占62%;但是随着北京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和出于保护生态环境的考虑,产业结构必须调整,大量矿山被关停,2006年北京市关停的废旧矿山5092公顷中,房山和门头沟两区就占了52%之多。 　　房山区政协副主席李慧英形象地说:“北京的楼有多高,房山的坑就有多深。”房山的煤、水泥、石材为北京的发展做了很大贡献。但是,资源型区域在不规范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盲目、无序、过度发展,“有水快流,乱采乱挖”的短期利益付出的环境代价的治理是长期的,支出是巨大的。而国有大型企业转制带来的人员包袱、社会负担、公共服务等一系列问题成了他们沉重的包袱。 　　原有优势变成了包袱,在这种情况下,靠一个区一个区“单打独斗”的发展往往会受很多方面的限制。所以,五区政协联合起来,呼吁市政府更多的关注西南五区,给予更多的政策倾斜。“就象一位网友说的,北京的市长不能只是京北的市长,应该是东部、北部,还有西部、南部的市长。” 　　 　　两大资本:土地和旅游 　　 　　毫无疑问,在北京这样的城市,土地是最稀缺的资源,也是最能吸引资金和项目的资本。而首钢的搬迁让他们得到了更多的土地资源。石景山区政协副主席赵琪介绍,首钢搬迁能腾出八到十平方公里的土地。如果再把丰台、门头沟和石景山西部所有可用的地规划起来,大概有三十平方公里。这将是西南区域发展的重要资本。 　　矿山关闭了,重工业转移了,丰台区政协常务副主席鲍顺新认为,现在西南五区发展的最大资本就是土地资源。他说,北京市从二环到三环、四环中间,唯一有土地没有开发的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