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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污染防治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契合性研究摘要：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历来学界有所争议。有学者认为，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带来生态环境的破坏；还有人认为，生态环境的保护需要经济的零增长，原生态。以上观点不免有些极端，抑或许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也许有存在的空间，本文结合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特定时期，认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是不矛盾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可以更好保护环境，增加环保产业投入也能促进经济增长，从而使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同一致，真正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关键词：大气污染环境新常态经济发展经济增长一、引言2015年2月28日，前央视记者柴静制作的雾霾调查纪录片《穹顶之下》在人民网上映，雾霾又进入公众的视界，唤起了人们的环保意识。笔者也第一时间观看了此纪录片，时隔不久又重新看了一遍，镜头中的那些数字简直触目惊心，看到雾霾的种种危害感到惊悚、恐惧。柴静的《穹顶之下》通过调研发现，我国目前的能源结构主要是煤炭、石油，由于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是粗放式的，导致能源消耗量大、利用率低、缺少前端清洁处理，造成了严重的大气污染问题。在通向文明发展的道路上，英美发达国家都曾发生过严重的大气污染事件，造成的损失远比中国目前情形严重，由此说明雾霾不是不可以治理，只是需要政府和社会共同付出努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开发新能源，提高煤炭、石油的利用效率，通过宏观层面的货币和财政的政策支持环保行业的发展，加大环保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调整产业结构转向污染较少的服务业等。去年在北京召开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中美发表联合声明，对中国节能减排和中国的能源结构调整规定了最后的期限限制，这实际上是一个倒逼机制，通过环境污染压力倒逼经济增长模式的改革，以可持续发展理念来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下行压力很大，笔者认为中国目前正处于“刘易斯拐点”，传统的人口红利已渐去渐远，科学技术虽有较大突破但生产率仍低下，产能严重过剩，社会总需求不足，能源结构单一，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中央决策层把经济发展的这一阶段称为新常态。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于一个发展落后的大国，人们迫切的渴望发展重工业，发展经济，忽视了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的环境保护问题，因此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从传统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向资源友好型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变，从依靠低廉的劳动力促进发展向依靠高新技术创新促进发展的转变，从传统的高污染的重工业为基础逐步转向依靠服务业带动经济发展。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市场经济发展中去，以低碳、绿色、可持续理念拉动经济发展，以经济发展和生产力的进步反作用于生态文明建设，只有两者协同、共同发展，才能真正为广大人民谋福祉，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生态文明内在统一，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二、经济发展的新常态经济增长表示经济总产量的增加，通常是经济增长“量”上的要求，可以用一些指标加以衡量，如衡量国内生产总值的指标GDP。而经济发展在保证经济增长的“量”上的要求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经济增长“质”上的要求。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有两大类，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量和生产要素生产率，即产量与投入量之比。其中劳动力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当大，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飞速发展主要就是依赖我国低廉的劳动力，时至今日，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出现人口老龄化现象，劳动力数量越来越少，纵然劳动力知识水平有较大提高，劳动力生产效率有明显进步，但劳动力市场仍然是供不应求的局面，使得劳动力成本急剧提高。新常态下的中国资本市场，资本使用成本一直居高不下，很多中小企业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虽然央行从去年以来，多次降息降准，但由于受中国金融体系流动性不足、银行存贷比、投资渠道狭窄等多因素制约，央行释放的资金大都留在银行体系内部或者进入了最近一直火热的中国股市，流入实体经济的资金还是较少的。因此，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应提高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影响生产率的因素也有许多，比如：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人均拥有的物质资本、科学技术的进步等。经济增长通常以国内生产总值GDP进行核算，国内生产总值主要用社会总需求即消费、投资、出口来进行衡量，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社会总需求不足，其中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人均收入较低引起的消费的疲敝，又有严重的产能过剩、房地产支柱产业萧条带来的投资的不足，还有中国外汇升值、产品价格上涨等抑制国外出口消费的影响。以传统的GDP进行国民经济核算的体系受到各种批评，体现在环境领域主要不足有：未能准确计量资源环境的存量状态；经济活动的环境成本没有被计入国民账户或者被严重低估了，这些成本包括资源消耗、资源降级、环境污染损失等；治理环境污染的防治和环境的改善等的投入，在传统的国民账户中被看做国民收入。当务之急，我们的政府可以通过“一带一路”的良好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