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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血型,我找到了我生父 　　这是一个绝对真实的故事：山西阳泉的孙拥军是残疾父母历尽艰辛供养出的大学生，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自己是“借种”生下的孩子。屈辱让他痛不欲生，他一再曲解误会乃至伤害自己的养父。 　　直到孙拥军毕业后当上了教师，自己也结婚生子后，他才开始理解自己的养父，可是这个时候养父已经患癌症病倒了，在拯救养父的日子里，孙拥军终于理解了这份超越血缘的伟大父爱。今年6月11日，孙拥军向笔者倾诉了他那鲜为人知的心路历程。 　　 　　慈父严母：童年生活异常痛苦 　　1974年6月7日，我出生在山西阳泉的一个农民家庭。我的家只有一间歪歪斜斜的土房。我的父亲背微微驼着，整天腰痛，无法从事体力劳动。父亲跟祖父学了一点医术，靠当赤脚医生才有一点菲薄的收入，我们一家人的生计全靠母亲种的两亩薄田维持。我母亲没上过学，她的胃病很严重，还患有严重的风湿病。 　　我的父母1967年结婚，6年以后才有了我这个儿子。但母亲对我异常严厉，在我才4岁时她就把我送进小学，让我读了三年一年级，她说这样可以为我的学习打好基础。1979年以后，母亲的风湿病越来越严重，后来发展到不能种田了。可每每我想帮她做农活时，她都粗暴地扯着我的耳朵让我坐到竹板凳上去学习。 　　在农村，没有劳动力就等于没有了生路，母亲为了一家三口能活命，经常去村长、乡长乃至县长家哭泣哀求，每年从政府那里讨到2000斤粮食、600元钱以维持生计，并供我上学。 　　同学们学着大人的口吻说我的父亲是“废物”，骂我是“野种”。 　　1985年我上中学以后，母亲更是对我进行棍棒式教育，当我的成绩不是班上的第一名时，母亲就要我跪在炕席上，一跪就是半宿。 　　在我的童年里，只有父亲对我好，父亲总是把自己行医挣的钱交给母亲，但他会偷偷在口袋里剩几分钱让我买糖吃。父亲畏惧母亲，母亲管教我时，他只是在一旁落泪，并嗫嚅着说：“娃儿，要听话啊！”我上初中二年级时，父亲学会了骑自行车，有一次他骑车带我时，我没有扶稳，从车上掉了下来，父亲抱着我一个劲地哭，说：“怪我，怪我，娃儿，你疼就打我几下吧!” 　???父亲的慈爱懦弱与母亲的严厉不讲情理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有一点他们是共同的，就是逼我学习，今后念大学。他们每年只有固定的救济，那2000斤粮食，一半是玉米，一半是麦子。而我是背着800斤麦子从小学读到中学毕业的。父母在家只吃那1000斤玉米，余下的200斤细粮只是在我回家时才舍得包一顿饺子，烙几张大饼。他们攒的所有的钱，全给我交了学费，家里还因此欠了一大笔债。父母疾病缠身，却一分钱也舍不得花，他们身上的衣服都是补丁摞补丁，他们的饭碗里从来都看不见油星。 　　在这种严厉的家教之下，我只有刻苦学习，1991年我以全市第一名的好成绩被保送到山西大学中文系。父亲笑得合不拢嘴，从来不会喝酒的他买了几斤散装白酒，喝了个酩酊大醉。 　　 　　血型之谜：上了大学“丢”了爹 　　上大学以后，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高三时我还挨母亲的打，可在大学里，同学们互相尊重，再没有人打我骂我了。我还谈了一个同年级的女朋友，她叫黄学坚，母亲知道我谈朋友以后，托人写了许多信来骂我，但我才不理会她呢! 　　1991年秋天，学校里正流行“血型热”，我也整天拿着一本《血型与人生》苦苦钻研。我的血型是AB型，按照血型理论，我的父母中应该有一个A型一个B型。 　　1992年2月父亲便血，住进了县医院，被确诊为溃疡性结肠炎。我守护父亲时，出于好奇，我让医生给他验了一下血型。拿到化验单时我一下子愣住了，父亲是O型血。我的头有点发晕，隐隐觉得不对劲。我匆匆找到医生，说：“O型血的人能生出AB型的孩子吗?”医生笑了，说：“打死他也生不出AB型的孩子呀!”我的脑海里炸响了一个声音：父亲不是我的亲爹! 　　我不敢相信这个事实，像发疯一样跑进病房，我急急忙忙地对父亲说县医院太小了，要把他转到太原的大医院去看病。父亲顺从地答应了，我和父亲来到了太原市某医院，医院再次给父亲化验了血型，结果还是可怕的O型。 　　我把化验单揣进怀里，就像揣着一颗炸弹一样，我摇摇晃晃地走回病房，父亲看出我神色不对，以为自己的病情不好，呼的一下从床上坐起来。我面无表情地对他说：“你没事!”我在心中惨叫道：“你没事，我却完了!” 　　我逃出了病房，跳上公共汽车就赶回村里。我一连声地追问在村口遇见的姑姑：“我的父亲是谁?”姑姑吓得面色苍白，她着急地说：“你，你都知道啦?”我听到这话，忍了一路的泪水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我在寒冷的风中盲目地走着，冬天的田野一片荒凉，就像我当时的心情。最后我决定一定要把事情弄清楚。我找到母亲，尽管我很委婉地探问，母亲还是反应强烈。我从她的骂声里听出她很心虚，我说：“娘，你告诉我谁是我的亲生父母!”母亲生气地说：“你真是疯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