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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於横琴未来建构性思考 　　龙年伊始，广东省新任省长朱小丹即於2012年2月4日出席在澳门旅游塔举行的“广东省二○一二年新春宴会”上明确表示，新的一年里广东省政府将与澳门特区政府以至本澳各界共同以积极和务实进取的姿态，以实际行动，进一步提升两地合作的层次，创新合作方式，推动粤澳紧密合作，以取得新的突破与新进展。可见，以横琴开发为代表的粤澳合作面临新的契机、新的挑战。 　　横琴开发已不是一个新的话题，横琴开发的意义更无须多言，但横琴开发的具体模式却仍然有待再思考。 “横琴是澳门经济新的增长极”、“横琴开发是澳门经济走向适度多元的希望所在”、“横琴是泛珠三角经济合作的桥头堡”等等，诸如此类的论调全力打造横琴新区的战略地位，也极力凸显横琴开发於粤澳合作、粤港澳合作，乃至於在泛珠三角地区合作中的枢纽作用，进而力图勾勒出横琴饱含期待的未来。然而，此类论调最大的问题就在於，他们对横琴开发所依托的社会管理模式，或社会治理模式缺乏一个基本的定位。申言之，社会治理模式是一个社会结构进行有效治理的基础，缺乏社会治理模式的基本定位，就不能对横琴开发中的各个部分和各个领域作统筹规划，也不能对粤澳合作、粤港澳合作，以及泛珠三角合作中的各个环节进行有效的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更莫奢谈横琴在跨域合作中的枢纽作用。试想，如果欧共体于发展之初缺乏以经济一体化带动政治一体化之共识，缺乏以主权让渡促进西欧社会统一之勇气，即缺乏一个明确的社会治理模式，又怎会取得欧盟今日之巨大成就？欧盟又怎会成为世界各国、各地区在实现跨域合作、区域一体化方面竞相参照的不二范式？ 　　基於此，本文以“一国两制三体”为切入点，提出所谓的“横琴模式”，探索横琴开发在粤港澳合作中的社会治理模式，进而对横琴的未来作建构性思考。 　　 　　一、“一国两制三体”、“横琴模式”及其制度基础 　　要发挥横琴的枢纽地位，真正实现珠澳合作、粤澳合作，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粤港澳合作，必须以“一国两制”为出发点，解读现行有关横琴开发之法律规范，以确认横琴在跨域合作中之“第三体”地位。 　　事实上，“一国两制三体”，即所谓“横琴模式”的确认并不缺少相应的法律基础和制度配备。2009年6月2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横琴总体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对横琴开发进行国家级定位，以合作、创新和服务为主题，充分发挥横琴地处粤港澳结合部的优势，在推进与港澳紧密合作、融合发展等方面大胆探索，先行先试，逐步把横琴建设成为带动珠三角、服务港澳、率先发展的‘一国两制’下探索粤港澳合作新模式的示范区。《规划》规定，横琴开发将根据自身发展定位，以创新求变为口号，建立与香港、澳门自由港政策相适应的粤港澳创新合作机制，促进三地人流、物流、资金流和资讯流的高度聚合与高效流动。打破粤港澳之边境限制，促进四大流通，《规划》下的横琴定位颇有欧盟共同市场的影子。 　　因此，《规划》对横琴开发的定位是对“一国两制”的深度解读。现行体制下，中国内地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港澳推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介於内地和港澳之间的横琴新区无论是采取纯粹的内地模式，还是纯粹的港澳模式，都不能将横琴独特的区域作用彰显到极致。相反，横琴开发若采用一种创新的社会治理模式，该模式既不违背现行总体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治理模式，又能极大促进粤港澳的合作开发，是对横琴开发的最佳定位。将这种独特的、但又涵摄於“一国两制”之下的社会治理模式称之为“一国两制”下的“第三体”，应当是《规划》对横琴开发模式的法律定位。可见，《规划》之本意就是在“一国两制”的政治框架下，大胆探索、创新求变，将横琴打造成粤港澳合作的“新模式示范区”――即所谓的“第三体”。对此，2011年3月6日在京签订的《粤澳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定》）亦进一步规定，集聚国内外优质资源，强化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动力，打造粤澳产业升级发展新平台。为此，“一国两制三体”、“横琴模式”就是《规划》和《框架协议》对创新粤澳合作，推进横琴开发，探索粤港澳合作新模式示范区最准确的诠释。 　　应当说，《规划》、《框架协议》就横琴的定位和开发已超出一般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概念，为横琴的持续开发和长远发展提供了法律上、制度上的保障，“横琴模式”在“一国两制三体”的架构下有其存在的正当理由。尽管珠海人大於2011年11月推出的《珠海经济特区横琴新区条例》中存在若干值得商榷的内容，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制度层面，《规划》、《框架协议》已经在“一国两制”的政治口号之下，创新“三体”以求变，就“横琴模式”的开发和粤港澳合作提供了相对全面的法律规范和制度保障。 　　 　　二、横琴模式的“新”要求 　　按照《规划》、《框架协议》的相关规定，确立了横琴开发的国家战略定位，也理应赋予横琴开发所必须的、相对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