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出路.docVIP

文化到底是什么东西？儒家文化为什么能在中国起到安排社会经济秩序的功用？而现代经济和金融技术的发展，是怎么样影响文化内涵的？ 　　陈志武先生试图从金融学角度来回答这些问题，从文化之外的视角来理解文化。 中国文化的出路 文/陈志武，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 随着近年来儒家文化再次成为热门话题，我们甚至可以听到“用中华文明整合世界”之类的论调。这些讨论不只是限于文化圈内，而是直接涉及到小学、中学以及大学生每周要花多少时间读经、有多少时间学习现代知识的问题。 　　纵观历史，类似的呼吁已不是第一次。据袁伟时先生在《告别中世纪》一书中所讲，早在1901年，也就是在鸦片战争败给英国、甲午战争输给日本、义和团运动让中国败给八国联军之后，在清朝廷被迫逃命到西安、中国自己身处亡国危机的时候，辜鸿铭先生声称“人类未来文明依赖于中国文明的根基，或更确切地讲依赖于远东民族可称为儒家文明的东西”。 　　之后，在梁启超的言论中达到高潮：“我希望我们可爱的年轻人，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充她，叫她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全人类都得到她的好处。” 　　前辈们的超脱和大公无私当然令人敬佩，但是这些勇敢背后可能难以找到学理基础。1901年和1919年前后，都是中国自己国难当头、国家前景渺茫的时期，那时还主张拿让中国走到那种亡国境界的文化体系去救他国的命，这的确需要超强的勇气。另外一种解释是，中国传统学问存在根本性的“实证”盲点，让文人把中国过去一百多年的遭遇跟中国文化脱离开来，认为那些落后挨打不是传统中华文化所致，而是由外国人所致。 　　有意思的是，今天的情况跟那时期正好相反，中国经济今天正在崛起，这时我们只愿意把成功归功于自己，归结于中华文化，跟世界整体发展无关。也就是说，如果自己处境不好，那是别人强加于我的；如果我们成功，那完全是自己的功劳。所以，无论如何，我们的文明似乎总是上等的。于是，在中国经济处于崛起势头时期的今天，再次听到“用中华文明整合世界”，就不奇怪了。 　　事实上，文化没有一成不变的，比如，今天的中华文化跟汉朝的汉人文化、唐朝的唐人文化、宋朝、明朝的中国文化、甚至民国时期的华人文化都不一样，其他种族文化的动态变迁也大致如此。如果文化是不断变化的，那么是什么在推动文化的变迁？为什么有的文化内容经久不衰而有的则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荒废？ 　　我们能看到，随着经济和金融技术的发展，社会所需要的文化内涵必然也会变化。所以，简单意义上的文化复古不仅是一厢情愿，且没意义，所谓“用中华文明整合世界”，亦即如此。 儒家文化的社会功用 怎样规避未来风险？ 除了要满足今天的物质消费和精神需求外，一个人面对的更重要挑战是对未来生活的担忧，包括未来物质生活所需的收入的不确定性、身体健康的不确定性，还有未来精神生活、心理状态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风险事件可以是天灾人祸。比如，根据邓云特先生在1937年《中国灾荒史》一书中的统计，16世纪(明朝中后期)全中国共发生过504起大水灾、旱灾、蝗灾、雹灾、风灾、疫灾、地震和雪灾，平均每年5次以上；17世纪共有各类大灾507次，18世纪共411次，19世纪407次，20世纪的头35年有101次大灾。这些记入史册的不包括小灾，也不包括时常发生的战争和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兵荒马乱时期个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当然会受到冲击，这些都是人们想规避的系统风险。 在个人层面，生病、交通事故或工作事故、房子起火等意外事件也会引发财产收入、精神状况上的损失，还有娶媳、嫁女、盖房、养老等这些大开支项目，都是个人一辈子要应对的不好预测的风险或大额开支事件。此外，在创业、生产投资上也会面对大大小小的不确定性，有可能血本无归，有可能收成不好。 这些因自然、社会以及个人自己带来的难以避免的风险事件让人充满忧虑，这就逼着人们去寻找规避未来物质风险和精神生活风险的手段，否则一个家庭、一个民族生存下去的概率就会远小于100%，社会也不能安宁。 　　大致讲，人类有两种途径规避未来物质与精神风险。 　　其一是靠发展。“发展是硬道理”，通过提高物质生产力和精神供给量来增加人类整体生活水平，这当然能提升个人度过风险事件的能力。当物资供应丰盛到有结余时，即使一时发生天灾人祸或生产歉收，也不至于给人造成致命的危机。 其二是通过个人之间的经济交换、精神交换来达到互保、互助、资源共享的效果，以此提升社会共同的避险能力，也使人能更好地度过经济紧张、精神压抑时期。任何社会中，个人间的收入风险特征以及能力都会不同，这种差别使他们能通过交换而达到互保、互相配置资源的效果。在精神生活方面也如此，不同人会在不同时候出现喜怒哀乐，这为人际间的感情交换提供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