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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费经虞诗歌创作理论现代意义 　　摘要：本文通过深入研究费经虞的《雅伦》，着重从诗歌创作风格、诗歌的理论继承与创新、诗歌创作技法方面展开分析，以展现其诗歌创作理论的重要价值及现代意义。它既是古代地域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全面把握诗歌创作理论发展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研究价值。 　　关键词：费经虞 诗歌创作 现代意义 　　 　　 巴蜀地区幅员辽阔，山川纵横，拥有古老而灿烂的文明与辉煌的文化。此地在明清之际，出现了费经虞的《雅伦》。费经虞（1599-1671）四川新繁（今新都）人，博学能诗，著述甚丰。其诗学著作《雅伦》二十六卷（实为二十四卷），由其子费密增补而成。此书详论历代之诗，广征博引，洋洋四十余万言，分为源本、体调、格式、制作、琐语、音韵等十三门。其书在诗歌创作理论方面具有新颖而独到的见解，是全书的精华所在。 　　明代很多诗论家都崇奉严羽的“妙悟说”。费经虞也同样继承严羽“妙悟”说，其《雅伦#8226;琐语》：“诗不妙悟而不能入，不力学则不能精。”他也认为不仅要妙悟，且要悟透，即严羽《沧浪诗话#8226;诗辩》所谓：“诗道亦在妙悟……然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如《雅伦#8226;琐语》：“诗之大端无他，一言以蔽之，曰：透过不透过，终隔一层，非是作者语。”认为诗歌创作的大端，也即根本是要悟透，而不能处于透过不透过之间而终隔一层。老学究虽然熟识经史典籍，但如不善于悟，或者没有悟透，便做不出好诗。《雅伦#8226;琐语》：“可解，非以训诂通其意也。不可解，非以声牙隐僻乱其法也。不必解，非不求要领，仿佛规模也，可以神会，不可以言传。此先辈可解、不可解、不必解之旨耳。”他认为诗歌有可解、不可解与不必解三种，所谓可解，是单纯以训诂通其意；不可解，即：通过一般的办法无法明了其真意；所谓不必解，也就是能够自然领会参悟，是“可以神会，不可以言传”。费经虞赞成的是“可以神会，不可以言传”的阅读理解，也就是悟透。在此基础上，他继承了胡应麟的“深造”说：“严（羽）氏以禅喻诗，旨哉！禅则一???之后，万象冥会，呻吟咳唾，动触天真。然禅必深造而后能悟。诗虽悟后，仍须深造。”《雅伦#8226;琐语》：“有谓诗非学力可致，有谓诗以工苦得之，分而论之，皆偏也。盖天资、学力二者皆不可少：无天资而全用学力，道也只道得八分；若恃天资而不本学问，误却大半。”他认为专恃天资或者专恃学力都很偏颇，应该是二者兼重。同时，他还认为学力比妙悟更重要，也就是妙悟只能解决诗歌创作入门的问题，而升堂入室进入精妙的境界则要靠学力，这符合历代诗歌创作的实际。 　　在谈到诗歌的创作方法上，费经虞认为诗歌创作要善于继承，《雅伦#8226;琐语》：“古人用事有法，辞可用则用其辞，字可用则用其字，名可用则用其名，地可用则用其地，俱不可用，只取其事，润以佳辞而出之。古法不传，后世不悟，稗官野史，鄙字陋辞，乱妄入笔，以为阔大学杜，而诗遂恶劣矣。”这段话以用事为例论述继承要掌握一定的方法。他认为古人用事有法，或者用其辞，或者用其字，或者用其名，或者用其地，并不是无选择地使用，如果都不可用，则“只取其事，润以佳辞以出之”，即：点化活用。《雅伦#8226;琐语》：“若要成家，不可随人转动，又不可妄自主宰。倘自此等病痛，便苏李下生，也救伊不得。”“诗要晓转换，得闻一法，执定不移，此不知诗者也。又要入规矩，师心冥行，率意捏造，此未悟诗者也。”如果诗人“得闻一法”便“执定不移”，即完全效法继承前人，按照前人的规范创作，这种人是“不知诗者”，创作不出真正的诗歌；反之，如果只是“师心冥行，率意捏造”，完全不学习前人，不参照前人的规范来创作，则是“未悟诗者”，即未能真正悟透做诗的根本。于是，他提出了创新的观念。《雅伦#8226;琐语》：“诗要吐弃一切，不食烟火，方能超脱凡流，所谓代不数人，人不数篇。”这段话主要论述诗歌创作要雅而不俗，创作时要摒弃一切杂念，进入痴迷状态，才能写出超凡脱俗的诗歌，达到高逸不凡的境界。但他所谓的“吐弃一切”即认为只有不为前人的作品所拘束，不为成法所拘束，才能写出超凡脱俗的佳作。但他又反对一味的创新。《雅伦#8226;琐语》：“或是前贤已说，或是未说，只要是自己悟的，不可耳上来胡抹乱为。”他否定了只有不同于前人才是创新的偏颇观点，反对“胡抹乱为”的胡乱创新，言外之意是创新也不能违背诗歌的基本规范与常用格律。 　　于是，他强调创新与继承并重。“李贺诗幽奥如画鬼，虽清奇古怪，令人毛骨悚然，亦耳目手足位置如故。今之学贺者，尻出于项，目隐于脐，要如乱蛇，臂如僵豕，失也远矣。”这段话认为李贺的诗歌“幽奥如画鬼，虽清奇古怪，令人毛骨悚然”，是创新的典型，但“耳目手足位置如故”，即不违背诗歌创作的基本规范，在创新中有继承，而后世仿效者则“尻出于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