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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公众参与政府公共体育服务决策 　　摘要：通过对政府公共体育服务决策过程中公众参与情况的分析，发现存在着重政府的偏好、轻公众的诉求，重主管部门和专家意见、轻公众参与的问题。为了防止公共体育服务决策过程中的主观性和随意性，提出政府要及时发布公共体育服务决策信息、建立公众表达体育诉求的渠道、邀请公众参与决策方案的选择，以提高公共体育服务决策的科学化水平。 　　关键词：体育管理；公众参与；公共体育服务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2）06-0031-04 　　中共中央政治局2011年3月28日就“推进依法行政和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进行了集体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加强行政决策程序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将公众参与和专家论证、政府决策并列，表明公众参与对于行政决策具有重要的作用。本研究以服务型政府职能转变为背景，分析政府公共体育服务决策过程中公众参与的情况，旨在完善公共体育服务决策机制，提高公共体育服务决策的科学化水平。 　　1 政府公共体育服务决策的现实 　　1.1 公共体育服务决策的方式 　　我国公共体育服务的决策大都是由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自上而下实施的。调查显示：政府部门公共体育服务的相关决策，59.4%的动因来源于上级要求，93.8%来源于主管部门领导的要求和偏好[1]。结果是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总量与结构多数是由政府或主管部门以文件和政策规定的形式下达，带有很强的指令性、主观性、统一性，常常导致公共体育服务产品供给和公众需求的脱节。尽管公共体育服务决策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公众的体育需求，但上级主管部门和本部门领导在公共体育服务决策时还是占有绝对优势。可见，目前公共体育服务采用的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单向性决策方式。 　　1.2 公共体育服务决策的主体 　　尽管政府具有制定公共体育服务政策的法定权力，是公共体育服务的决策主体。但是，公共体育服务的相关利益者，如普通市民、各种体育组织等也应该全程参与决策。体育主管部门仅在许多公共体育服务项目实施之前，包括大型体育赛事、重大体育活动、重要投资项目，召开专家论证会、市民座谈会、听证会等。目前政府的公共体育服务决策，体育主管部门人员是全程参与，相关专家学者的参与度为65.6%，各种体育组织参与度只有15.6%，而普通市民参与度仅占12.5%[1]。实际上，体育主管部门也具有自利性倾向，在公共体育服务决策时往往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以政府的供给为导向[2]。再者，仅以听取相关专家学者的意见作为决策依据，也有以偏概全的不足。现实的公共体育服务决策还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没有达到“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要求，也就难以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1.3 公共体育服务决策实施的结果 　　随着服务型政府的建立和公共服务职能的强化，体育主管部门增加了公共体育服务供给。通过对1 094位25周岁以上上海市民的问卷调查，了解政府为大众提供的公共体育服务内容，发现尽管政府为公众提供了大量的公共体育服务，公众也普遍享受了政府提供的公共体育服务。但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体育服务，并没有完全满足公众的体育偏好和体育需求。换句话说，政府的公共体育服务决策没有反映公众的意见和体育需求。 　　综上所述，政府传统的公共体育服务决策是行政主导性相对较强，重视政府的偏好，轻视社会公众的体育需求，缺少与利益相关群体的有效沟通，客观上影响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效率和质量。从建设服务型政府和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政府在公共体育服务决策时，要改变注重政府管理需要的单向决策，转向注重公众利益诉求的双向决策，即加强与社会公众的沟通，促进政府与公众的互动，完善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公共体育服务决策机制，提高公共体育服务决策的效率。 　　2 公众缺位政府公共体育服务决策的原因 　　2.1 公众参与意识不强 　　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看，公众把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力委托给国家行政机关行使，公众是委托人，政府是各项事务的代理人，委托人具有参与各项事务决策的权利。但是，现实的制度安排却很难保证公众参与决策的权利。再者，受几千年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公众的自我维权意识并不强，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动机也不强。明哲保身的思想指导着公众的行为，只要自身的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不受损害，也就得过且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公众参与社会事务的意识有所提高，但是，试图参与的也多是一些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事务，而对政府工作中具有方向性和决策性的事务则很少触及。可见，公众参与公共体育服务决策的意识比较淡薄。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