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棚大学”历史悲剧.docVIP

“草棚大学”历史悲剧 　　编者按：江西鲤鱼洲，20世纪70年代初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的“五七干校”。与其他干校不同的是，这所干校还曾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办起了名副其实的“草棚大学”。 　　1970年夏，伴随着北大清华招收工农兵学员的规划，鲤鱼洲上的七连中文系也奉命招收了三十名工农兵学员(皆取自江南各省)，办起了“北大江西分校中文系”，揭开了人类教育史上崭新的一页。 　　鲤鱼洲有无条件办大学分校?这不是鲤鱼洲上“五七战士”可以与闻与讨论的事。一声令下，雷厉风行。快得很，三十名工农兵学员便在锣鼓声中进校了。这当然是七连的一件大事，挑选出十名教员，成立了教学小分队，脱离连上的一般安排，专门负责工农兵学员的学习与生活。十名教员是冯钟芸、乐黛云、张雪森、袁行霈、陈贻掀、陈铁民、周先慎、严绍璗、闵开德、袁良骏，由袁、闵担任正副队长。 　　说老实话，毫无思想准备，刚刚经历了一场“破四旧”，“砸烂封资修”的暴风骤雨，这工农兵学员如何教，上什么课，怎么上，怎么才是贯彻无产阶级的教育路线?一切都是谜团，只有一条是正确的：工农兵学员不是单纯来念书，而是“上、管、改”，即“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老师们既是学员的老师，也是他们的改造对象。既然是改造对象，态度当然要老实，要加倍的谦虚谨慎。 　　让我们始料不及的是，三十名工农兵学员并非欢欣鼓舞，他们一进鲤鱼洲便泄了气。这就是北大?教学大楼在哪里，图书馆在哪里，宿舍在哪里?这个破地方能办大学?我们要在这里呆三年?……一系列的“活思想”。面对这些“活思想”，教学小分队实在无力解决，只能用革命的豪言壮语煽起他们“上、管、改”的热情和责任心而已。然而，不能坐而论道。“上、管、改”马上开始，“活思想”只好听其自然。 　　针对大部分学员文化水平较低(高中程度三五人，小学程度三五人，大部分是初中程度)，我们决定因人施教：高中程度专教写作，初中以下专教读书、识字，各得其所，反应尚佳。年龄最大、文化水平最高的徐刚是上海崇明岛的造反派头头之一，文笔甚佳，在上海小有名气，很会写诗。我们就让他发挥???长，继续写诗。记得他写了一首《阳光灿烂照征途》，朗诵给大家听，颇受同学欢迎。朱菊英(女)、于根生、王永干等程度也较好，也动员他们写诗文、搞创作。他们虽然不敢像徐刚那样朗诵自己的作品，但他们也是动了笔的。朱正直、王慧兰(女)等几位识字不多的同学就派专人个别辅导，从认字做起。冯钟芸先生负责教王慧兰，教得认真，学得专心，师生形同母女，小王提高甚快。多年之后，直至冯先生仙逝，她们一直保持热线联系。冯先生后来告诉我，小王是南昌人，毕业回去后当了一家百货公司的经理，干得很好。乐黛云同志和同学们的关系也极融洽。她勇于“斗私批修”，对同学们不隐瞒自己“摘帽右派”的身份。她有句名言：“我的右派分子的帽子是摘掉了，但是，我的摘帽右派的帽子是永远也摘不掉了。”这样一来，她的坦诚不仅得到了同学们谅解，也深得同学们的崇敬。在小分队中，她和冯先生与同学关系最好。特别在赴井冈山开门办学期间，确实做到了同行、同住、同吃、同学……“三同”、“四同”、“五同”的程度，真正是打成了一片。在和这一届工农兵学员的联系中，乐黛云同志大概也是保持得较好的。 　　小分队的诸位都干得兢兢业业，认真负责。特别突出还有袁行霈、陈贻掀、陈铁民诸位同志。袁行霈患有结肠溃疡症，经常拉肚子，药不离身。但他竟咬紧牙关，和同学们一起登上黄洋界，挺进井冈山，还写诗鼓励大家，实在是超常发挥。陈贻掀是大家公认的大师兄，他在七连一排年龄仅次于彭兰先生和吴小如先生，头发已经掉了不少。但他和陈铁民担任井冈山开门办学中的炊事员，挑着锅碗瓢盆、油盐酱醋，重逾百余斤，但他们硬是不仅健步上山，且保证了大家的一日三餐。二位陈老师的“咬牙精神”也感动了大家，张文定等同学主动来帮他们挑担和做饭，也成了师生密切配合的佳话。 　　然而，鲤鱼洲办大学分校，这毕竟是一个极左思潮的产物。教员再辛苦，也培养不出合格的大学生。而同学再努力，也不可能真正完成合格的大学学业。更加严重的是，片面强调开门办学，片面强调“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也酿成了不应有的悲剧。这便是张雪森兄和学员王永干君双双殉难的大车祸。 　　那是1970年秋末，连里(实际上是场里)决定教学小分队带工农兵学员去井冈山开门办学，既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也采访英雄人物，练习写作。不妙的是，晚上下了大雨，满地泥泞，晴天坚如钢铁的鄱阳湖大堤变成了烂泥塘。再看我们的运输工具，四十名师生和全部行李，仅有一部拖拉机。机尾拴上一根大钢丝绳，牵引着一辆斗车，师生和行李便都在这斗车上。我虽然对交通一窍不通，但总觉得太玄乎，便对领队的工宣队张师傅说：“太难走了，是不是人都下车，光拉行李?”张师傅觉得我言之有理，便赶紧到司机座找到薛师傅，提出了我的建议。不料薛师傅一口回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