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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前期湘江下游地区米谷流动与社会竞争 　　摘要:清前期,湘江下游地区成为全国重要的米谷输出地,本地积贮大量米谷的地主富户、市场中的粮行、来自外省的米商和常平仓采买人员、地方官,都积极地参与到米谷流动和贸易中。粮行和地主富户通过控诉地方官试图改变常平仓的采买办法,社仓社长与地方官相互勾结经营社仓获利,粮行则通过强力吸纳米谷或通过让利吸引客商以求把持行市。地方官员、客商、粮行和富户在同一个米谷交易和米价变动的空间中互相较量。这个过程呈现了商品贸易对于社会群体及其之间关系的影响,有助于讨论市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清前期;湘江下游地区;米谷流动;社会竞争 　　中图分类号:K249.2;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2)04-0115-08 　　米谷是农业社会关乎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农产品,它的生产、运输、囤积和交易,都与米谷产地的社会群体的实际运作密切相关。清前期,湖南的湘江下游地区是俗语“湖广熟,天下足”中所指的主要米谷货源地之一。这一地区米谷贸易中的社会竞争比江南、广东等米谷输入地区更为复杂。王国斌(R.Bin Wong)和濮德培(Peter C.Perdue)认为,18世纪湖南米谷市场的整合(market integration)程度非常高,这是由追求利益的个人对米价作出反应而促成的。然而他们未对“追求利益的个人”进行正面分析。实际上,这涉及到清代米谷贸易对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如何应对等重要问题。这一方面,重田德的研究从地主与佃户关系的角度考察基层市场中的米谷流动,认为富户地主通过地租方式囤积米谷,与牙行、客商联合把持行市和抬高米价,在基层市场中占主导地位,他着重从土地所有制和租佃关系的转变来解读米谷贸易对地主和小农的影响。之后,蔡志祥分析了民国时期的情况,张丽芬则利用民国时期的资料试图复原清代湖南的复杂情形。他们的研究主要体现的是民国时期米谷贸易的参与者及其交易模式。笔者考虑到清前期受米谷贸易影响的不仅仅是地主和小农,地主与牙行、客商的关系也并非总是联合,而且清前期与民国年间相比较,米谷贸易中的参与者所能运用的制度、权力和办法并不相同,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商品的流动过程为线索,讨???清前期湘江下游地区米谷贸易中的各种参与者及其之间的互动实态,以期展现米谷贸易对于“追求利益的个人”的具体影响,以及不同社会群体应对米谷贸易的机制。 　　一、清前期湘江下游地区的米谷流动及其中的参与者 　　从康熙朝后期开始,江南、广东等地区对米谷的需求量增大,湖南成为全国重要的米谷输出地,雍正朝和乾隆朝是湖南米谷贸易最繁盛的时期。根据全汉舁和Richard A.Kraus的估算,18世纪上半期,湖南每年外运粮米约在五百万石左右,可能还要再多。湖南输出的米谷主要产于湘江中下游地区,其产粮尤多者,“其实止于长、衡、常三属”。其中湘潭县是重要的米谷生产地和湖南最大的米谷市场之一。那么,参与到米谷贸易中的具体有哪些人呢?我们可以从湖南省的米谷由本地流向外省的以下三个主要环节来了解。 　　首先参与到米谷流动中的是佃户和地主富户。在米谷收获之后的分配阶段,一般来说,农户的产出有半额缴与地主作租谷。至于地租为实物还是银钱,谭天星认为,虽然清代田赋征收已经征银,并且湖广米市场也相当活跃,但是对地主而言,他们会根据市场米谷价格的变化情况来确定是取钱租,还是收谷租。清前期,湖南的佃户和地主除了自家消费,剩余的米谷则出售。然而在清前期米谷生意非常好的时期,拥有大量田地的地主并不急于将富余的米谷出售,他们可能对其他省份的米商和常平仓采买官员来湘采买的消息非常关注,往往把握米谷的最高价,获取最大利益。他们甚至建立社仓囤积米谷,待价而沽。 　　其次是米谷交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粮行。据张丽芬的归纳,生产者的谷米由号家、存户收购,或用自己兼管的船只,或委交水客由民船装运,集拢到各处米市,投入粮行。每天清晨,粮行派人到船舶云集的码头了解当日市场的供需状况,交涉熟悉的号家,看验米样。粮行里,买方卖方由粮行斡旋,立契买卖。粮行居间中介代理,本身也囤有大量米谷,他可能垄断供需,操纵价格,自然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这是民国时期的情况,清前期的米谷买卖过程则更为复杂多样。从乾隆初年的资料来看,米谷是当时商贩趋之若鹜的商品,“楚南民朴,所需者日用之常资,故富商大贾亦不出其间,惟米谷所聚,商贩通焉,其余则小肆店而已”。米商由粮行带往乡村市集或囤积大量米谷的富户之处收购米谷,如长沙捞刀河市,秋收之后,“各属大贾携金行户之家,行户利其用钱,带客沿乡收买,以致大富高抬”,长沙附近乡村有谷之家,“随时粜卖,自石余至数十石,势必经行户出粜,原不择本地之人,即外商有银亦可收籴”。可见囤积米谷的富户和粮行是影响米价高低的主要参与者。 　　而在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