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蟒之争 明代服饰高等级纹样使用与僭越.docVIP

龙蟒之争 明代服饰高等级纹样使用与僭越 　　皇家专用的龙纹 　　龙纹是等级最高的纹样，一般用在皇室贵族的服饰中。按照明代制度，皇太后、皇帝、皇后、皇太子、亲王、世子、郡王等可以使用龙纹。龙纹的主要特征在爪部，以五爪为“龙”的标志（龙纹在元代基本定型，《元史·舆服志》：“龙谓五爪二角者。”）。明代不同时期的龙造型也不完全一样，大体可分为明初期、明中期、明后期三个阶段。 　　明初期的龙纹继承了宋元以来的风格，龙的造型以侧身为主，龙嘴紧闭，鬃毛上扬，身体修长，四肢有力，给人以威严大气、稳重肃穆之感。其整体风格与明代政权刚刚建立、处于休养生息阶段的大环境吻合。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幅明太祖画像，画中太祖身穿常服，在黄色盘领窄袖袍的前胸、后背及两肩位置装饰有四条金织盘龙，具有典型的明初特征。民间流传有各种清代及民国的“朱元璋”怪脸画像，均出于臆造，人物的服饰、纹样都与明代初期不合。 　　明中叶，王朝经过前期的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此时的龙纹风格与初期大体相似，身体仍较瘦长，但龙的嘴部已张开，表情姿态更加丰富，开始了个性的张扬。如故宫博物院所藏明嘉靖时期的青花龙穿缠枝莲纹大盘，盘正中绘有升龙与降龙各一条，体态轻盈矫健，充满活力与动感。 　　明代后期尤其万历年间，中国传统的丝织技术已经发展到一个高水平阶段，这时的龙纹造型也突破了之前的程式，出现了大量构思巧妙、灵活多变的形象。明后期的龙头部比例增大，身体粗壮，表情活泼，没有太多的肃杀之气，大多带有愉悦、安详的感觉。这也显示明王朝进入了比较富庶的时代，从上到下都追求着物质与精神的享受，图案艺术不断迎合人们追求喜庆的心理，使服饰纹样的设计在这一时期达到巅峰。 　　因龙纹地位尊崇，故皇帝诸王之外，一般人不得使用。洪武二十四年，朝廷下令：“官吏衣服帐幔，不许用玄、黄、紫三色并织绣龙凤文，违者罪及染造之人。”在这种情况下，便出现了蟒纹。 　　仅次于龙的蟒 　　蟒原指大蛇，《尔雅》注中说：“蟒，蛇最大者，故曰王蛇。”明代的蟒是仅次于龙的高级纹样，整???造型与龙几乎一样，两者的区别在爪部（趾），蟒只用四爪。《万历野获编》说：“蟒衣为象龙之服，与至尊所御袍相肖，但减一爪耳。”与蟒相似的是飞鱼和斗牛。飞鱼从古印度神话中的摩羯演变而来，其头部似龙，两足，四爪，有双翼，鱼尾，有腹鳍一对，明后期又出现蟒形飞鱼，造型与蟒相同，四足，四爪，无翼，仅尾部保留鱼尾的特征。斗牛原指二十八宿中的斗宿和牛宿，后亦成为象龙的瑞兽（周祈《名义考》：“斗牛如龙而觩角。”），明代斗牛为蟒形，四爪，鱼尾，头上双角向下弯曲如牛角状。 　　《明史》引《大政记》的记载，永乐之后，宦官在皇帝左右，必穿着蟒服，形制如曳撒，衣上左右绣蟒纹，腰部系鸾带，作为燕闲之服。蟒之下为飞鱼服，宦官入侍时穿着。《酌中志》里提到：“（司礼监太监）皆穿贴里，先斗牛，次升坐蟒。”衣上蟒纹如为单蟒，脸部皆为侧面斜向，而坐蟒则为正面，与皇帝的正面坐龙很相似，尤其尊贵。蟒、飞鱼、斗牛外形既像龙，又多为皇帝亲近之人所穿，故被看作十分难得的荣耀，皇帝也常将饰有这类高级纹样的衣物、匹料赏赐给有功的文武大臣及外国国王、部落首领等。弘治十五年，《大明会典》修成，明孝宗为奖励参与编修的大臣，特赐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等蟒服，开内阁大臣赐蟒之先例。 　　随着赐服的增多，内官和大臣们也寻找各种机会身穿蟒服作为炫耀。弘治十七年，孝宗对刘健说内臣僭穿蟒衣的现象尤其多，并申明服色禁令：“蟒龙、飞鱼、斗牛，本在所禁，不合私织。间有赐者，或久而敝，不宜辄自织用。”而早在正统十一年，明英宗就对工部官员下令，凡有织绣蟒龙、飞鱼、斗牛等违禁花样者，工匠处斩，家口发边卫充军，穿用的人，重罪不宥。天顺二年，又规定官民衣服不得用蟒龙、飞鱼、斗牛、大鹏、像生狮子、四宝相花、大西番莲、大云花样等。弘治元年，都御史边镛奏请禁用蟒衣，并直接对蟒纹的造型提出质疑：“国朝品官无蟒衣之制。夫蟒，无角无足，今内官多乞蟒衣，殊类龙形，非制也。”建议内外官员有受赐者皆缴进，内外机房不许织造，违者坐以法。孝宗表示赞成，并颁布了相关禁令。弘治十三年，又奏定公、侯、伯、文武大臣及镇守、守备，违例奏请蟒衣、飞鱼衣服者，科道纠劾，治以重罪。 　　尽管皇帝三令五申不允许大臣制作、穿用有蟒等高级纹样的服饰，但为了表示自己对臣下的优遇恩宠，又屡屡将之作为赏赐，如前面提到孝宗赐刘健等蟒服即是一例。因此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感叹：“盖上禁之固严，但赐赉屡加，全与诏旨矛盾，亦安能禁绝也！”沈的说法可谓切中要害，虽然禁令出自皇帝，但蟒衣之泛滥，与皇帝自身的做法大有干系。 　　由于不断赏赐，使得内库所存各类高级纹样织物都已用尽，正德元年，尚衣监就说：“内库所贮诸色纻丝、纱、罗织金闪色蟒龙、斗牛、飞鱼、麒麟、狮子、通袖膝襕并胸背斗牛、飞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