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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悖论”研究中“制度”辨析 　　摘要：在方兴未艾的幸福研究中，对“幸福悖论”的讨论是一大关注点。鉴于既有研究对“幸福悖论”讨论的局限性，尤其是制度维度的局限性，本文基于文献综述提出一个制度分析框架，并就幸福达致过程中制度机制及其功能展开探讨，以尝试检验文中提出的研究问题、基本命题及其理论思路的可行度。 　　关键词：制度 幸福悖论 社会学 　　1、问题提出 　　瑞士经济学家弗雷与斯塔特勒二人通过微观计量分析，不仅清楚阐述了幸福与个体性格、年龄、性别、种族、健康、婚姻、教育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深入探讨了幸福与收入、就业、通货膨胀等经济因素的关系，以及政治分权、政治参与对幸福的影响。其中诸多观点都很富有创见，例如，财富只能解释人际幸福差异的2%，收入的提高只能在较小的限度内增加个人的幸福感，但制度可以提高个人对政治的参与度，进而提升人们的幸福感。齐建国（2009）认为，“在现行市场经济制度下，“幸福悖论”之后其实是一种制度悖论。因此，欲改变传统经济学对幸福的态度必须加大经济现象中制度因素的研究”。韦伯在其“经济与社会”著述中也曾指出，关于“经济动力与社会制度的相互联系”，有必要更全面更完整地讨论经济的社会条件（汪和建，2006：181），这意味着，对于经济学提出的“幸福悖论”议题的研究很有必要探讨其关联性的制度性因素。 　　2、何为“制度”及其构成 　　制度，在日常生活中，其是一个为人们习焉不察的词语。在汉语中，在字表意义上，“制”有节制、限制的意思，“度”有尺度、标准的意思，这两个字结合起来，表明制度为节制人们行为尺度之意。实际上，制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笼统而言，至少可以分作较易辨识的正式制度与难以辨识的非正式制度两大类别，如，医疗教育制度就是属于正式制度，而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等则可以视为是非正式制度的构成形式。当然，关于制度何以形成，一般来说，正式制度多是人为设计的结果，如成文法，而非正式制度多是自然演化的结果，例如习俗、惯例等。但许多制度的形成是二者相互结合相互作用的结果，往往犬牙交错，难以厘定，更多制度是源自演化中的设计，非正式化中的正式化。 　　制度的构成，一般包括作为制度产生及施行的合理性根据及理论基础的观念，作为制度基本内容成文的和不成文的规范，保证制度实施实体组织、以及包括物质设备和象征设备在内的器物配置。在社会过程的舞台上，制度与人类行为相互补充相互塑造（斯密德，2004：372）。 　　鉴于“制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复杂性，如要为其下一个合适的定义则不得不取决于特定分析目的所在。以下主要为经济学、社会学暨人类学对制度要义的概略性阐释。 　　2.1经济学中的制度 　　制度，在经济学界，主要为制度学派与新制度主义学派所关注。在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中，制度是一种社会组织形式，经由传统、习惯和法律等作用力约束而成，人类行为模式本身对于制度的形成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一般来说，经济学中的制度演化是围绕演化主义制度变迁理论而展开的，其中包括以凡勃伦、康芒斯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以纳尔逊、温特为代表的经济演化论，哈耶克的进化自由主义，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此外还有霍奇逊、多普菲、斯密德等学者。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对制度变迁考察强调进化主义与整体主义相结合，只是凡勃伦、康芒斯与哈耶克的制度分析更多涉及文化、习俗等内容，同时，与新古典方式不同，演化制度变迁理论的前提假设突出人理性的有限性以及信息的分散不完整性（卢现祥，朱巧玲，2007：113；391-392）。例如，旧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托斯丹‘邦德·凡勃伦（Thorstein BVeblen）在1899年于其“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The Theory of。the Leisure Class-An Economic Study o Institutions）著述中将制度定义为：“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而生活方式所由构成的是在某一时期或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谴行的制度的综合，因此从心理学的方面来说，可以概括地把它说成是一种流行的精神态度或一种流行的生活理论。”易言之，在凡勃伦看来，制度受环境的影响，一旦环境发生变化，它就会随之而变，因为制度实际上就是人们的思想习惯，它的变化是通过个人思想习惯的变化来实现，而私有财产、价格、市场、货币、竞争、企业、政治机构以及法律等，都是“广泛存在的社会习惯”（凡勃伦，2004：35-52）。而在旧制度经济学另一名代表人物约翰·罗杰斯·康芒斯（John RogemCommons）看来，制度无非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人行动的一系列行为准则或规则，制度的功用在于通过“切实可行的相互关系”创造出相应的“预期保障”，“如果我们要找出一种普遍的规则，适用于一切所谓属于‘制度’的行为，我们可以把制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