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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制度改进模型财政公平收入分配研究 　　摘要：目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的趋势既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现实问题，也是需要政府努力破解的重点难题。由于单纯依靠市场机制无法解决收入分配扩大问题，解决这一问题还要依靠非市场机制，这就要从财政角度审慎研究促进公平的政策，通过优化财政收入、支出结构及制度改进促进收入公平分配。 　　关键词：财政干预；收入分配；制度改进 　　中图分类号：F812.0文献标识码：A 　　目前，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的趋势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现实问题，如何公平收入分配已成为当前政府努力予以破解的难题。201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研究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努力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发挥财政政策在稳定增长、改善结构、调节分配、促进和谐等方面的作用”，这既为我国收入分配改革提供了政策指引，也为财政政策在调节收入分配中发挥作用提出了新要求。 　　现有的文献多是从再分配方式、财政支出结构的视角研究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主要是对当前导致收入分配不公现状的否定和批判。在肯定当前收入分配不公的前提下，本文从理论分析入手构建制度改进模型，重点分析了由制度因素引致的收入分配不公原因，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一、财政干预收入分配的理论分析 　　（一）市场失灵是政府调控的根本原因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配置资源是基础。市场资源配置的过程既是收入分配的形成过程，也是以生产要素占有为前提的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过程。因此，市场机制本身不能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解决社会分配不公还要依靠非市场机制，社会分配不公是财政干预收入分配的起点[1]。 　　（二）效率与稀缺是现代经济学的双重主题 　　效率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最优标准，尤其在初次分配领域。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我国在政策导向上依次提出过“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效率与公平兼顾”，“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在对初次分配的性质定位上，有些学者提出初次分配只是一种市场分配，这种说法是存在一定缺陷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产要素的流动及其参与对社会总产品的分配，是由市场按照价格机制进行分配的结果。政府既是制度的设计者，同时也是初次分配领域的重要参与者，财政收入也是一种制度安排，其存在依据是基于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转、经济增长、国家福利和国家安全等需要。 　　英国经济学家米德认为要改变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状态，可以采用的财政措施包括：（1）税收。课征累进所得税、遗产税和赠与税，对于改变不公平状态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只要累进所得税歧视不劳而获的收入，给劳动所得更多优惠，其效果就更为显著。（2）教育支出。教育是影响人们获得收入能力的一种重要投资，它可以间接地对财产的分配产生影响[2]。米德的观点说明了财政通过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可以影响人们参与分配的水平，进而改善分配的不公的状况、促进公平分配。 　　财政政策制定的目的是为了使社会福利最大化，通过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来增进社会福利。按照资源配置效率理论，帕累托最优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在考虑到财政是通过非市场机制对收入分配介入时，有必要对帕累托最优作出修正，该理论中的资源配置调整和利益补偿机制的发挥，就是财政介入收入分配的重要体现和理论依据。 　　斯蒂格利茨从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开始对收入再分配理论进行了分析，指出若市场所进行的收入分配是社会不可接受的，政府所要做的则是再分配最初的禀赋[2]。斯蒂格利茨的再分配最初的禀赋隐含了在制定公平收入分配政策时，更强调对初次分配的调整和改革的重要性。实际上效率和分配问题需要一分为二，政府的作用应限于后者。政府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利将一部分人的收入转移给另一部分人，发挥政府在分配中的中心作用，政府拥有这个权利，也可以有选择地利用这个权利。 　　二、收入分配不公的制度分析 　　目前，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是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突出地表现在城乡、行业、区域和居民个人之间，包括收入分配的起点不公、过程不公和结果不公。 　　（一）分配起点和分配过程分析 　　从城乡之间来看，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深层次原因，在很大层面上是由于中国过去实行的一系列不公平的政策和制度造成的，包括城乡分割制度、剪刀差价格政策、经济发展战略选择的城市偏向政策等，构成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基本格局的大背景，户籍制度壁垒、公共投资缺乏、公共服务缺失等使得资源流向城市。此外，农村居民从事的农业与城镇居民的非农产业在收益上存在客观差异[3]。从居民个人之间来看，收入分配不公起点因素包括教育水平、代际财富效应、家庭状况、身体条件、把握机会的能力等。按照西方学者的观点，市场分配的标准是生产能力，部分起点不公原因导致财富在不同的劳动者和劳动群体之间产生相对悬殊的分配效应。从行业之间看，不同行业准入上的诸多制度限制及政策保护，形成行业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