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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司法困境及对策 　　10年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颁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及《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并于2010年7月1日施行。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充分的肯定，认为是改革完善刑事证据制度的重大成就，是保障死刑案件质量的一个重大举措，并对该规定能减少刑讯逼供、保障被追诉人的人权，促进司法公正抱着很高的期望。然而，两个规定实施一年半以来，在司法实践中取得的效果却不甚理想，非法证据排除难的状况并没有明显改观，各地亦鲜有非法证据排除的案例。以至于有的学者指出，因为相关的配套制度跟不上，在操作和认定的时候比较困难，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宣示意义大于其实践意义。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司法实践困境及成因分析 　　在两个规定颁行实施后，纵览各地的司法实践，主要做法有两种：一是检察机关建立以审查起诉环节为中心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笔者所在的罗湖检察院为例。该院在两个规定的指导下，制定了自己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起以审查起诉为中心环节的非法证据排除体系。在启动方式上，以办案检察官审查和嫌疑人、辩护人申请两种方式来启动程序，并设定书证、物证、证人证言等九类证据的分类审查规则和证据标准。经过审查后，认为需要对非法证据进行排除的，一般案件经过承办案件的检察官审查后，并报主管检察长审批即可。对于社会影响重大、当事人反映强烈的案件，如果证据的排除对于案件的定罪量刑影响较大的，为保证程序的公开透明，以听证会的方式进行，听取嫌疑人、被害人及侦查机关等各方面的意见。 　　另外一种比较普遍的做法是建立以庭审为中心的非法证据排除体系。即由法庭经过审理，来决定是否对非法证据进行排除，如江苏盐城中级人民法院的做法。其与中国政法大学合作在盐城市市区两级法院试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双方制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试行规则，为试点法院制定了一整套具体可操作性的程序，包括启动程序、听证程序、决定程序、补救程序???并为各个程序设置了相应的规则。从各地的实践来看，无论是以审查起诉环节为中心的排除规则还是以法庭审理为中心的排除机制，一般有启动、听证和决定程序。从效果来看，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也存在很多问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遇到了启动难、举证难等问题和困难，非法证据规则的整体适用情况不容乐观。 　　一是启动难。在司法实践中，启动排除程序的案件数量非常少。以笔者所在的单位为例，2011年全年共办理刑事案件2200余宗，而纳入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不到5宗，只占全部案件的千分之二。盐城法院的试点情况亦是如此，法官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案件以及真正最终排除证据的案例仍然非法罕见。 　　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第3条、第4条和第5条的规定，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方式有两种，一是由检察机关依职权启动，二是经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申请启动。 　　对于第一种启动方式，《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第3条有明确规定，这一规定既赋予了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权力，也明确了检察机关主动排除非法证据的职责。然而司法实践中，检察官却不愿意启动程序。一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可操作性不强。虽然第3条规定了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中，对于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但是如何排除却没有明确规定，而且何为刑讯逼供也没有给予明确的界定，造成司法实践中操作的困难。二是控方地位也决定其不愿意轻易启动。检察官承担的职责就是指控犯罪，这和侦查机关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而且案件的成功起诉及判决还要依靠侦查机关紧密配合。若关键的证据被排除，则会使指控十分被动，案件可能无法定罪，检察官自己要承担指控不利的压力和责任。三是考核指标的限制。上级检察机关对于下级检察机关的考核以及检察机关对于检察官的绩效考核中，不起诉率、撤诉率和无罪判决率都是很重要的指标。尤其对于撤诉和无罪判决的案件，一般都认为是案件办理质量不高，在年终考核时，要给予扣分，这往往会影响办案人员的声誉、评奖及升迁。在当下日趋行政化的司法机关中，办案人员的确无法不考虑。再者，排除非法证据，需要启动、调查核实等程序，花费巨大的精力，在案件高发的今天，司法机关办案压力本已很重，再加上非法证据排除，无疑更是雪上加霜。同时排除非法证据还可能费力不讨好，一方面影响了和侦查人员的关系，另外一方面可能使得案件的另外一方当事人不满，尤其有被害人的案件，被害人往往会采取闹诉、上访等手段。在当前稳定压倒一切的大环境下，显然不是办案人一人能承受之重。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刑事诉讼中被追诉的对象，面对公权力，其处于弱势地位，权利最容易受到侵害，且案件的定罪量刑和其本人的权益密切相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理应享有启动权。因此《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