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宋代“二变说”分歧看《燕乐》中“变、闰”含义.docVIP

由宋代“二变说”分歧看《燕乐》中“变、闰”含义 　　摘 要：关于《宋史》所载蔡元定《燕乐》中 “变、闰”的含义，历来是讨论燕乐七声高下的一个重要话题，学术界对此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以往的研究多以《宋史》所载蔡元定《燕乐》作为唯一史料依据，进而产生出各种异见与分歧。本文将蔡元定燕乐的“变“和”闰”置于宋代诸学者有关“二变”的讨论之中，来阐释“变、闰”的含义，并提出若干问题，以便使燕乐七声的探讨多一种思考角度。 　　关键词：宋；二变说；燕乐； 变 ； 闰 　　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721（2012）02-0033-06 　　一、蔡元定“二变说”及其历史渊源 　　蔡元定的“二变说”，可见于《宋史》卷一百三十一志第八十四乐六转载的《律吕新书》中的内容：“五声宫与商、商与角、徵与羽，相去各一律；至角与徵、羽与宫相去乃两律。相去一律则音节和，相去二律则音节远。故角徵之间，近徵收一声，比徵少下，故谓之变徵；羽宫之间，近宫收一声，少高于宫，故谓之变宫也。变宫、变徵，宫不成宫，徵不成徵，古人谓之和、缪，所以济五声之不及也。变声非正，故不为调也。”［1］ 　　蔡元定讨论“二变”应该有其历史的缘由。他为什么要提出一个前人（《国语》、《左氏春秋》、《汉前志》）已经提及的七声呢？其可能的原因是，这一问题在当时仍然存有异见。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蔡元定之前的几则典型观点： 　　《隋书?乐志》曰：“开皇二年……是时尚因周乐，命工人齐树提检校乐府，改换声律，益不能通。……译云：考寻乐府钟石律吕，皆有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之名。……律有七音，音立一调，故成七调，十二律，合八十四调，旋转相交，尽皆和合。……时邳国公世子苏蘷，亦称明乐，驳译曰：“《韩诗外传》所载乐声感人，及月令所载五音所中，并皆有五，不言变宫、变徵。又《春秋左氏》所云‘七音六律，以奉五声。’准此而言，每宫应立五调，不闻更加变宫、变徵二调为七调。七调之作。所处未祥。” 　　‘译答之曰：“周有七音之律。《汉书?律历志》‘天地及四时，谓之七始。’黄钟为天始??林中为地始，太簇为人始，是为三始。姑洗为春，蕤宾为夏，南吕为秋，应钟为冬，是为四时。四时三始，是以为七。今若不以二变为调曲，则是冬夏声阙，四时不备。是故每宫须立七调。” ［2］ 　　北宋陈旸《乐书》曰：“五声者，乐之指拇也。二变者，五声之骈枝也。骈拇枝出乎形而侈于形，存之无益也，去之可也。二变出乎五声而淫于五声，存之无益也，削之可也。盖五声之于乐，犹五星之在天，五行之在地，五常之在人也。五声可益为七音，然则五星、五行、五常亦可益而七之乎？其说必不行矣。先儒必为是说者，盖有原焉。《左氏传》曰：‘为之七音以奉五声’……《书大传》述圣王巡有十二州，论十有二俗，以定七始，而以七统当之。汉焦延寿、京房、郑康成之徒，谓黄钟为宫，太簇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是谓七始。班固又从而附会之，谓舜‘欲闻六律、五声、八音、七始咏矣，出纳五言，汝听。’是其说始于《夏书》，而蔓衍于《左传》《国语》《书传》《汉志》，是不知《书》之‘在治乎’有五声而无七始，《国语》之‘七同’有四宫而无徵也。左氏为七音之说，盖八音耳，八音以土为主，而七音非不和。故《书》之《益稷》、《礼》之《乐记》，其言八音，皆需其土，犹大衍之数，虚其一也。大衍之数虚其一，无害为五十；七音之数虚其土，无害为八音也。若以七音为二变在焉，是以五声奉五声，岂其礼欤？臣尝读《后周史》，武帝时有龟兹人曰白籍入国，最为善胡琵琶。听其所奏之调有七音，一曰婆陀力，二曰鸡识，三曰沙识，四曰沙侯，五曰加滥，六曰般瞻，七曰俟利箑，以七律之音，合为八十四调。又知二变之声出于夷音，非华音也。苏夔素号知音，尝援《韩诗外传》乐声所感及《月令》五音所中，并皆有五，不闻更加变宫变徵，是欲以夏变夷，不欲以夷音变夏乐也。若夔教莫甚焉，岂先王制乐之意哉！”［3］ 　　由上述两则史料可以看出，隋代宫廷随着八十四调学说的提出，有关二变存在的合理性的争论浮出水面，而到北宋时期对二变问题的争论，其言辞更加激烈。 　　北宋陈旸曾引经据典否定二变的必要性：即“二变出乎五声而淫于五声，存之无益也，削之可也”。可见蔡元定在《律吕新书》中提出“二变说”，是事出有因的。 　　蔡元定师事朱熹，被誉为“朱门领袖”、“闽学干城”。朱熹视其为讲友，二人交流频繁。二人对“二变”均有辨析，而持同见。 　　朱熹《文集》曰：“盖建乐立均之法，诸律相距间一律，而独宫羽、徵角之间各间二律。相距既远，则其声势隔阔而有不能相通之患。然犹幸其隔八之序。五声既备，即有二律介于宫羽、徵角之间，于是作乐者因而取之，谓之二变。然后彼四声者，乃得连续无间，而七均备焉。”［4］ 　　又曰：“宫、商、角、徵、羽与变宫、变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