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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问政平台现实困境和发展路径 　　提要：从互动状态看，政府在许多网络问政平台上主动发言少，被动回应多，回应率不高，与政府行政职能相关的民生议题占据多数——理想化的官民互动渠道沦为政府行政渠道的补充，但这种补充目前正面临着形式化危机。 　　2008年被称为“网络问政元年”，胡锦涛主席在强国论坛上回答网民的提问，首次实现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与网民的在线聊天。随后领导人相继上网，带动了中国各级政府的“上网热潮”。在新的传播格局下，政府与民众的沟通方式从线下走到了线上，从较传统的政府电子网站、电子邮箱或留言板到QQ群、网络发言人平台、政务微博等——越来越便民化，越来越注重双向互动。 　　2009年，广东省“政府网络发言人”开始现身网络，首批15个政府职能部门纷纷设立网络发言人，推出政府信息的网络发布，与网民直接对话，在网络问政平台上回应网络舆情??而今，网络问政平台已在中国的很多省份落地生根，作为一种信息公开的尝试和官民互动的新兴路径，它承载着网民的诸多热情和期待，而其发展路径、取得的效果、面临的问题同样备受关注。 　　网络问政平台的互动主体 　　目前在实践中，“网络问政平台”的存在形态有以下四种：一是附属功能模式，这是在政府的网站上开辟缺区域，如市长邮箱或热线，属于传统的问政方式延伸到线上最简便的方法，其互动过程并未公开；二是留言板模式，许多媒体在其网站开辟相关栏目以供问政，如人民网留言板模式、奥一网网络问政平台，互动模式是传播主体即网民留言提问或者建言献策，相关部门和领导按周期阶段性回复；三是专有平台模式，政府统一建立平台，这里的平台包括网站和微博，网络发言人和网民同台互动，发言人既发布政府的相关信息同时也回复网民提问，互动方式最为丰富；四是官员触网模式，是部分党政领导人借助论坛、博客或在线访谈等与网民进行沟通交流的平台，如网上在线接访会、交办会等，其互动是即时性的。 　　从以上的四种类型我们可以看到，互动性是网络问政平台的核心。无论是政府人员还是民众，都从以前单一的“传者”或者“接收者”，转化为现在的“既是传者又是接收者”的双重身份。而网络问政平台的良好运转，关键在于这两类互动主体的给力。 　　从政府人员的角度看，网络发言人在自我身份认定上仍仔在着疑惑：一是固有体制对于网络发言人授权不足，造成发言人“桥梁”作用难以凸显；二是网络发言人的“兼职”身份不利于发言人投入相关工作；三是网络发言人的回应驱动力模糊，缺乏制度化考评、激励机制；四是网络发言人及其背后的政府部门尚未完全做好应对民意的准备，管制意识惯性阻碍“双向沟通”意识发展。 　　而从民众的角度看，网民对网络问政平台既有期待又有怀疑：方面，政府设立网络发言人立意在于主动回应民意，网民对这种沟通渠道期待值很高，要求发言人不仅及时回应，更要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但同时，不少网民对政府的主动姿态前设了一种不信任感，从网民对回应话语的质疑和追问可以看出民众对政府能否真正解民之困仍持保留态度；另外，民众自身的素质和对存在问题进行理性分析的能力也是值得存疑的。而这些，都会影响到网络问政平台的搭建和发展。 　　网络问政平台遭遇“形式化危机” 　　网络问政平台的出发点在于解民之困，这也是为什么几乎在所有的网络问政平台上，高居首位的议题永远都是民生话题，或投诉，或求解，或提议。而热衷于参与到该平台上来的民众们从一开始就在关心自己“拍砖”的价值。“网络问政是不是问了白问？网上拍砖是不是拍了白拍？”他们希望自己提出的建议有人听，投诉的事情有人办，甚至有人督办。 　　作为新传播格局下政府的一种创新举措，网络问政平台能否避免形式化，最主要是看制度的执行者能否对其意义、操作、规范有清晰的认知以及制度执行各方良性互动环境的建构。从目前情况看，网络问政平台还未形成完善、统一、规范的体制，“形式化危机”时刻存在，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帖子回复率不高。通过对全国各城市不同的网络问政平台的长期观察，可以发现除了广东佛山网络发言人平台、南京网络发言人论坛等较为成熟的网络问政平台外，其他许多网络问政平台的回复数量和占比都难以满足网民提问需求，如广东网络问政平台，在2010年7-8月间，面对1031个提问，仅回答47个。 　　二是帖子回复周期长。对于各网络问政平台规定的回帖时间，广东网络问政平台规定定期回复，并没有明确点出，贵阳市则“无相关规定”，可见在制度安排上，各网络问政平台各有差异。值得指出的是，排在全国网络问政平台前列的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规定里是30分钟做出初步回应，可现实是大多数省份的相关领导并没有及时回应，甚至至今回复率仍为零，只有安徽、四川等几个省份回复率超过一半。 　　三是跟风现象严重，地域和领域间落差大。网络问政平台在近几年发展势头不可挡，许多地区或者部门没有结合自己的实际，在未准备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