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镇西：也说“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docVIP

长期以来，老师们一直很反感“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这句话。每次说起这句话，就要顺带把陈鹤琴或苏霍姆林斯基骂一通。这真是冤枉了两位善良无比的教育家。　　　　其实，这话究竟是谁说的，我现在都没有找到准确的依据。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说是陈鹤琴说的。但“人们都说”却说不出陈鹤琴究竟是在哪里说的，或在哪本书里写的。这显然不严谨。写文章一定要严谨，尤其是引用别人的话，不能“据说”，而要有依据。　　　　我想，就算是陈鹤琴说的，也无可指责。凭我对陈鹤琴的了解，我相信如果他真的说了这个话，其用意也是在于强调教育者对孩子的一种责任与信念，和教育者基于这种责任与信念对自己的严格要求。这句话的真理性在于：不轻易对任何学生丧失信心。这是没有错的。　　　　后来我又看见一篇文章，说“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这句话是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我当时吃了一惊。因为我对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比较熟悉，我没有印象在其著作中读到过这句话。最近，我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又重新翻阅查找了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结果，在其《和青年校长的谈话》一书中还真找到这句话了。苏霍姆林斯基这样写道：“直到不久前，这种说法还是相当流行的：‘没有不好的学生，只有不好的教师’，既然如此，那就应当没有难教的学生了。而所谓难教的学生，是无能的教师臆想出来的而为自己的教育无能找借口。”（《和青年校长的谈话》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6月第一版第132页）　　　　看清楚没有？在这里，苏霍姆林斯基是作为批驳靶子而引用这句话的，紧接着，苏霍姆林斯基便用了大量篇幅来论证：“难教的儿童总会是有的，无论如何也不能摆脱他们。”苏霍姆林斯基严肃而详尽地分析了这样的儿童产生的原因，提出了积极面对这些孩子的建议。可是后来这话却被有人以为是苏霍姆林斯基说的，并以讹传讹。这是不是冤枉了苏霍姆林斯基？　　　　再重申一遍，苏霍姆林斯基并不赞成这句话，他将这句话提出来予以批评，目的恰恰是肯定“难教儿童总会是有的，无论如何也不能摆脱他们”。但苏霍姆林斯基并不因此而轻易放弃这些“难教儿童”，而是分析他们产生的原因，并尽力想法办法转化他们。这就是苏霍姆林斯基的逻辑。也是他的伟大之处。　　　　但是，这句话只是教育者的严于律己，而非一种教育评价标准。我记得被周恩来总理称作“国宝”的已故著名小学数学特级教师霍懋征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但在她的语境里，所谓“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强调的是孩子的可塑性，所以她主张要细心观察每一个孩子，对学生做到细心、耐心、爱心、信心，取得他们的认可。这也是霍懋征老师成功的秘诀。霍懋征老师对自己教育的严格要求，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但是注意，我重复一遍：这不是教育评价标准！而问题就出在这里。现在一些领导――甚至一些教师出身的教育行政领导，恰恰以此作为“评价标准”，或者把这句话当成训斥老师的“绝对真理”，于是，这句话便引起了老师们的反感，进而引起了争论。　　　　那么，究竟有没有“教不好的学生”？　　　　我的回答是：“可以说没有，也可以说有。”说“没有”，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非常理想，只差学校教育这一环时；第二，“好”的标准不是一个标准，而是针对每一个具体学生，让他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进步，这里的进步可能是综合的，也可能是某一方面的。说“有”，是因为在现在的评价背景下，即使老师“会教”，可“教不好的学生”仍然大批量地存在。道理很简单：无论高考还是中考，都是选拔性考试，其目的就是要让一部分学生被淘汰，即被“教不好”――都教“好”了，还怎么“选拔”？　　　　即使抛开考试评价不说，就以思想品德教育而言，是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被“教好”呢？理论上好像是这样的。因为任何人一出生，都是一张白纸，谁也不会从娘肚子里带来一身恶习。但问题是，我们的学校教育所面对的不是一张白纸，而是已经被家长、被社会涂抹过许多印迹的纸，要想在这张纸上重新画出美丽的画儿，不是绝对不可能，但无法保证百分之百的成功。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是教育这一链条上的第一环，我们面对的学生已经是被加工过的半成品；同时，孩子还潜移默化地受着社会的影响――这都决定了我们的教育不是从零开始。如果绝对地说“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那为什么会出现学校之间的“生源大战”呢？既然“只有不会教的老师”，那还抢什么“优生”呢――而且是不择手段地抢？　　　　我一直坚信，教育不是没有作为的。因此，在我的教育历程中，我总是问自己：对于具体的某一个“后进生”，我是否已经尽到了我能够尽的最大努力？三十多年的实践告诉我，如果我们不用一把尺子衡量学生，绝大多数“后进生”都会有进步的――不一定成为栋梁之才，但至少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成为最好的自己。　　　　同时，我也始终认为，学校教育不是万能的。在一个人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