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财政政策视野的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关联度.docVIP

积极财政政策视野的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关联度 关联度, 经济增长, 财政政策, 基础设施, 视野 摘 要：基础设施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表现出了正外部性效应、结构差异效应、时空效应以及挤出效应等复杂性效应，这些复杂性因素的存在使以通过投入基础设施来带动经济增长的此次积极财政政策效果可能受到挑战。当前必须要处理好政府投入和政府经营的关系。只有把基础设施放在系统协同中才能提高投入效率，只有与转型时期的政府规制相同步才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关键词：基础设施，经济增长，关联，积极财政政策 　　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对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产生了消极影响，为此，我国政府果断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具体推出4万亿元的投资需求以推动经济增长。虽然此次投资的具体领域包括了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铁路和公路以及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生态环境工程、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以及灾后重建等方面，但是对基础设施的投入比重超过了50%，在一定程度上说，基础设施的投入能否有效拉动经济增长就成为经济复苏的关键。在此，拟就基础设施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复杂性关系进行初步分析，以探索提高基础设施投入效率的有效途径。 　　一、相关文献研究 　　对于基础设施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性研究，国内外学术界有着不同的认识。总的来说，主要有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认为基础设施的投入将会对经济增长起到积极的或者正相关的推动作用。以Aschauer（1989）和Munnell（1990）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公共基础设施投入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相关性。Easterly等（1993）研究发现，基础设施投资相对基年增加10%使GDP和社会总福利水平分别提高0.37%和0.36%。当然，基础设施的种类和构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Canning Fay，1993；Canning Bennathan，2000）。世界银行1994年的发展报告专门以“为发展提供基础设施”为题，分析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报告的主要结论认为基础设施对促进经济增长具有主要的、实质性的作用，而且与其他形式的投资相比，这种作用越来越大，“基础设施即便不能称为牵动经济活动的火车头，也是促进其发展的车轮”。二是认为政府基础设施的投入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并不明显。研究表明，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率并没有文献中所描述的那么高，而对研发的公共投资具有较高的社会回报率（Morrison Schwartz，1996）。Holtz-Eakin（1994）、Huhen和Schwab（1991）等则发现公共投资资本尽管具有正面作用，但这种作用是很微不足道的。Baffes和Shah的研究也表明产出弹性最高的是人力资本，其次是私人资本和劳动力，基础设施资本的产出弹性较低。三是认为政府基础设施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效应非常复杂，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Bougheas等（2000）认为，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单调关系，而是一种倒U型关系；Barro认为具有生产性的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则有着持久和显著的作用，其作用方向取决于公共支出规模的大小。若公共支出尚未达到最佳规模，则增加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产生正的影响，当超过最佳规模后，会产生负的影响；Deichmann（2000）则认为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取决于和其它条件的协同才能实现。国内的学者范九利（2004）、郭庆旺（2006）、李善同（2006）、潘胜强（2006）、张芬（2008）先后对基础设施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总的观点就是从宏观层面来看，现阶段政府基础设施的投入促进了经济增长。 　　从上述国内外学者对基础设施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来看，基础设施投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表现出复杂性，这种复杂性的认识，例如，不同种类的基础设施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基础设施和私人投入的关系、基础设施投入的地区分布以及对环境和社会福利的影响等，往往和对基础设施的定义及分类的差别、模型前提的设定和选择模型的标准等因素交织在一起使两者的关系更加复杂化。而在现实中，由于国情的差别，在分析两者关系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中国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例如，在东部地区政府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入可能会提高经济增长，而在中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减贫效果特别明显，需要在投入总量不变的条件下对两种效果进行权衡。总之，政府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入必须要充分考虑到上述产生差异的各种原因，并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紧密联系起来，否则以往单纯以拉动GDP增长为主要目标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入将会受到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以及现实条件的影响而无法实现预期目标。 　　二、基础设施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复杂性效应 　　纵观我国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