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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性”与社会学历史视野 　　社会学自1979年在中国大陆恢复以来，不仅学科地位获得了普遍承认，而且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上取得了重要进展，如在持续的实证研究中积淀了丰富的经验材料，在若干研究领域积累了扎实的、可以传承的成果，一些基于中国社会的概念、分析框架得以产生并在实际的研究中得到响应，学科的社会关怀得以初步确立，等等。 　　然而，与中国大陆的许多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本土社会学在发展中依然遇到许多困境，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日益增强的学科化与对现实生活的解释力之间的矛盾。有些社会学研究被看作是“下去调查，回来讲讲情况”，简单化甚至庸俗化倾向明显；少数研究将面向现实的鲜活问题简单化为“与西学对话”，不能将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想象力转化为本土理论生长的启示，而只是把外来知识作为反复套用的理论或模型。有鉴于此，很多学者意识到，过多强调学科化往往会使社会学丧失总体性眼光，只能生产出一些碎片式的知识，社会学如何处理总体性与学科化的关系，是当下和未来推进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关键问题。因此，拓展社会学的研究视野就成为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议题。 　　2003年，费孝通提出“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的理念。他基于阅读中国古典文献尤其是钱穆作品的体会，以“心学”为例，对中国社会学的一些固有概念做了开放式阐发。然而，英雄迟暮，费孝通未能来得及进一步深化和拓展这一论题。 　　近年来，部分社会学者开始像费孝通一样把视野转向中国的传统学术，包括1949年之前的中国社会学传统。那么，在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的冲击下，今天的中国社会学如何接续自己长期断裂的思想传统，如何从传统学术中激活社会学的历史感、经验感和总体性，从而确立自身的“总体社会科学”的品格呢？ 　　基于上述认识，2012年11月3日至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哲学社会科学部与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社会杂志社共同主办的“中国社会变迁与社会学前沿：社会学的历史视野”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大学召开。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20多位学者聚集一堂，就社会学的历史视野之拓展、构建总体性社会科学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　一、中国学术传统的追溯与接续 　　如前所述，拓展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历史视野需要我们对中国的学术传统进行系统反思。在本次研讨会上，与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学术传统进行了再现和批判。杨清媚通过分析费孝通的著作，从中提取出知识分子与知识、社会的关系的线索，讨论费孝通在汉人社区研究和民族研究两方面的内在关联。杨清媚指出，费孝通从早年一直到1950年代，都难以摆脱他早年受到的韦伯从制度与伦理分析知识分子功用以及现代化理念的影响，从事功出发来分析知识分子在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晚年，费孝通受到新儒家的心学传统的影响，思想发生了重要转变，从追求事功，转而探索人的精神世界。 　　潘星辉选择黄仁宇的学术道路作为发言的论题。他指出，“新史学”在中国的形成时期，正是对“新史学”极具价值的传统社会发生断裂和分崩离析之示，但在“旧社会”坍塌之时，“新史学”却未能及时把握这一机遇，“冷静地实施观察”，以呈现社会大变迁这一图景；相反，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学家在这方面多有建树。潘星辉认为，生于1917年的黄仁宇是少数几个成功往返于“旧社会”与“新史学”之间的华裔历史学家，其“前半生有了从前面与下层观察事实演化的机会”，后半生得以“在事后阐释此中情节”，并将前半生经验转化为后半生学术建树的基础，从而有效地把握住了社会转型与学术转型这一不可复制的历史。历史学应该汲取社会学的“现场感”优势，将其转化为历史学的知识生产机制。 　　与潘星辉重建黄仁宇的“大历史”路径构成对照的，是闻翔对民国时期劳工研究的再讨论。劳工研究是民国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譬如，在“魁阁”传统中，费孝通比较看重史国衡的《昆厂劳工》，并为史国衡未能继续这一研究而深感遗憾。闻翔指出，从总体性社会科学的角度看，民国时期的社会学家高度重视劳工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乡土中国衰落而工业社会初露端倪，劳工现象是当时社会转型的缩影；纵向地看，若不了解这一时期的劳工状况和劳工研究成果，就难以对1950年代新生政权如何对不熟悉的城市社会包括“旧社会”的劳工施行改造和整合做出恰当的分析，容易割裂1949年以来中国的劳工史与此前的劳工史之间的内在关联。 　　针对闻翔的研究，渠敬东指出，民国劳工研究的路径是多样化的，如陶孟和就不认可马克思主义学派之工人个体直接构成阶级的观点，认为被关注的不应该是工人个体的“现代”转化，而应该关注工人家庭的转化，所以，陶孟和通过家计调查的方式，关注诸如家庭消费等问题，来探讨这一转化。而且，今天我们研究民国时期社会学家的劳工研究的最为核心的价值在于呈现前辈面对现代性的研究途径，这也是费孝通重提这段历史的真正动因。孙飞宇指出，1949年后，工人成为国家建设的主体和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