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型历史传记丛书编写及价值.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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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型历史传记丛书编写及价值

我国大型历史传记丛书编写及价值   【摘 要】中国有着悠久的传记传统,皇皇巨著《二十四史》既是我国史学的主体,也是古典传记的代表。然而现代传记的发展多以单人单传为主,鲜有大型传记丛书的编写和出版。文章以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为例,论述大型历史传记丛书的编纂及其价值。   【关键词】大型历史传记;史学视野;名人传记   进入新时期以后,传记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传记作品也大量涌现,传记文学日益独立和成熟起来,传记也逐渐呈现出由史入文的态势。就传记作品而言,也多以单人传记为主,鲜有大型传记丛书的编纂和出版,尤其是大型历史性传记丛书更是少之又少。为什么大型历史传记的编纂数量不多?大型历史传记丛书的传主选取和编撰体例如何?大型历史传记丛书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这些都是值得学界思考的问题。本文就以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为例,来考察和论述大型历史传记丛书编撰的背景、体例及其意义和价值。   一、大型传记丛书编纂的困境分析   建国以后,尤其改革开放以后,传记得到了蓬勃发展,特别是近十年来传记数量大增,年出版近万部传记,这样庞大的传记,恐怕是古人所想不到的。就已经出版的传记而言,单传居多,大型人物传记丛书数量有限。对于大型历史传记丛书的数量匮乏,笔者也做了一些思考:   (一)大型历史传记丛书编写与出版的艰巨性   首先,大型历史传记丛书是对某一地区或者某一文化领域的历史人物的群体再现及撰述,工程量庞大是第一个困难条件。大型历史传记丛书的编写既要有纵向性,既以时间为经从古到今,又要有横向性,既有撰写不同领域内的杰出人物的生平。这样一来,丛书不可能只简单为几个人作传,可能为几十人甚至上百人著书立传,这样的写作工作量是相当庞大的。   其次,耗时性。庞大的写作工程量就需要长时间来完成,大型历史传记丛书从动议到出版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包括动议、准备、招标、编写、审定、出版等一系列程序。尤其是上百人的大型历史传记丛书更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完成这一套程序,大型历史传记丛书不是两三年能完成的事,它需要7-8年??根据编写数目和完成进度等情况的不同,有的甚至十年以上,所以耗时性是艰巨性的第二个表现。   最后,大型历史传记丛书的庞大性与耗时性,决定了它的编写与出版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与财力,这是艰巨性的第三个方面。尤其是像大型历史传记丛书的编写与出版,更需要一定的财力资助,如果没有政府或者相关部门的支持,这样的工程是很难完成的。   (二)大型历史传记丛书写作群体的严格性和高标准   从宽泛意义上来说,任何人都有写传记的权利和可能,但就大型历史传记而言,却对作者有着有着一定的要求,这种要求是高标准的,因为大型历史传记丛书是对某一领域和某一地区的杰出人物的撰述,不是简单的小传,需要作者对这一领域或者这一人物有着较深的研究,且有一定的文笔,多由文史两界学者来作。   (三)大型历史传记丛书编写体例的统一性与多样性   大型历史传记丛书在编写的过程中,由于作者群体来自不同的学科领域,其知识背景和写作风格也不尽相同,这样在编写中就会出现杂乱性。无规矩不成方圆,大型历史丛书编写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框架,这样作一是便于作者入手写作,有个基本的写作模式;二是为避免一传一风格的情况的出现,毕竟大型历史传记丛书是对某一地区或者某一领域历史人物的撰述,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严肃性,代表着这一地区或者领域的整体形象,决不能任意编之。   二、《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传主的选取与编写体例   《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共有102部,其中古代文化名人传51部,20世纪文化名人传51部,传主包括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教育家、史学家、科学家、藏书家以及宗教人物等,他们在中国文化史上都有一定的地位,有不少堪称杰出的代表。可以看出,这些名人的入选是经过认真推敲的。   在丛书传主选取过程中,丛书主编万斌在总序里写道:“本部丛书中之文化名人,我们一般采取以下准则选取:(1)生于浙江,或其主要文化成就在浙江完成者;(2)卒年在2000年底前者;(3)在某一文化领域作出巨大贡献,在全国有重大影响者。另外,丧失民族气节者不入选,个别资料奇缺者亦暂不入选。”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选取准则具有地域性、时间性、典型性、政治性。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当然这样的传主选取准则也并非完美无缺,首先有些符合以上所有准则的杰出人物由于主客观原因,可能会被埋没他的成就不为世人所熟知,随着学术界研究的收入才慢慢发现其巨大的价值,如王应麟(王应麟(1223—1296)南宋官员、学者。字伯厚,号深宁居士,又号厚斋。祖籍河南开封,后迁居庆元府鄞县(今浙江鄞县),理宗淳祐元年进士,宝祐四年复中博学宏词科。为学宗朱熹,涉猎经史百家、天文地理,熟悉掌故制度,长于考证。一生著述颇富,计有二十余种、六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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