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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身西安红色秘密交通站里德国牙医博士冯海伯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为解决苏区急需的药品、医疗器械及中央红军机关所需的通讯器材等问题。中共中央指示在东北军张学良身边工作的中共联络员刘鼎负责采购解决。1936年初，红军和东北军、17路军的统一战线正在秘密的形成之中，双方达成在西安建立红军秘密交通站的协议。刘鼎为交通站作了巧妙的设计：它应该是一所医院，这样大量的医药器材进出就有了方便的借口，容易瞒过特务耳目。 　　刘鼎为了完成中央交给自已的这一重要任务，专去了上海请美国著名的作家、记者和社会活动家，杰出的国际共产主义新闻战士——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帮助物色合适的人选。史沫特莱认为冯海伯能胜任这个工作，向刘鼎介绍推荐了他。 　　温奇·海伯特，中文名叫冯海伯，德国共产党员，犹太人。毕业于柏林大学，并获得牙科博士学位。冯海伯在学生时代就参加了反法西斯活动，1931年被德国法西斯政府驱逐出境，后经其美国朋友格兰尼奇介绍来到中国，在上海开设了一家牙科诊所。作为一个革命者，他参加了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在上海组织的外国朋友支持中国革命的进步团体“美国之友社”，还参加了史沫特莱、埃德加·斯诺、乔治·海德姆、路易·艾黎、汉斯·希伯等外国旅沪进步青年组织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刘鼎听完史沫特莱的介绍，认为此人可靠，心里也很满意。随后两人一起来到了冯海伯博士在上海开设的牙科诊所里，史沫特莱介绍两人相识后，接着向冯海伯说明了情况，刘鼎向冯海伯博士说道：“西安可比上海苦得多！”冯海伯博士眼睛眨了眨回答道：“对我来说，最苦的是没有工作干！”从此，冯海伯把自己同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联系在了一起，成为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所在地——七贤庄的第一位房客，直至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在西安事变中献出了自已年轻的生命。 　　1936年6月，冯海伯与助手携带全部设备和药品来到西安。刘鼎雇了辆黄包车，邀冯海伯游览古城并察勘医院地址。他们转来转去看了几处房子，都觉得不尽满意。当转到革命公园西边沿崇廉路（今西七路）一线新落成的七贤庄公寓时，冯海伯马上眼??一亮，连声说好。此地北靠城墙，东邻火车站，南连杨虎城官邸，是一处高墙环绕，门户严实的深宅大院。刘鼎心中也是一喜，觉得这里确是掩护地下活动的好地方；房子气派，特务必心存畏惧，不敢胡来捣乱。虽然房租贵，刘鼎一咬牙，拿出200块定金，将七贤庄一号院租了下来。很快，一号院挂出“德国牙医博士冯海伯牙科医院”的铜招牌，冯海伯“开业”了。刚从上海出狱准备经西安去陕北的邓中夏的妻子李夏明也被留下来，既当冯海伯的牙医助手，在交通站坐机关。 　　冯海伯曾在上海给张学良治过牙病，来西安不久又被张学良聘为牙医顾问，有此招牌自然吸引了不少东北军和17路军将校及地方士绅经常光临，委实迷惑和震慑住了国民党特务，这就给刘鼎开展工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刘鼎通过路易·艾黎、史沫特莱以及各地其他朋友购买的各类物品，源源不断地运到西安。物品积攒到一定程度，就由东北军67军军部的汽车，或由王立人、刘向三出面雇请商车，运到陕北。这些物资，不仅“苏区够用了，还为以后的抗战作了准备”。牙科诊所又是陕北“红中社”电台广播的转播扩大站。当时，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全国各党、各派???各种武装与红军联合抗日，对全国各地转发无线电报是当时条件下最有效的宣传方法之一。可是陕北苏区当时仅有一部电台，而且功率很小，东南沿海、西南方向根本收听不到。考虑到西安用电方便，中共中央指示在西安七贤庄一号院建立一个转播电台。于是刘鼎请土专家涂作潮在一号院地下室安装了一部电台，由彭绍坤与一位姓王的同志操作。他们白天收听陕北苏区“红中社”的新闻电讯稿或公开明码的党的宣传文件，晚上夜深人静时，再转播出去。 　　鉴于党的地下工作原则，刘鼎从未向冯海伯讲明安装电台的真实意图，也未向他暴露自已的身份。不过，作为一个早就从事反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共产党员，而且又深谙中国政治生活的冯海伯对这些心有灵犀。每当他看见地下室放好收发报机，便一声不响地帮起忙来。报务员一上机，他就拧开从上海带来的大收音机，把开关开到最大的位置，以干扰外界听到电台的声音。电台于1936年8月开始工作，很短时间就有了反响，不仅国内各地能收听到，就是南亚、苏联、日本也收听到了陕北苏区的声音。在当时那种历史转变关头，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能及时播出去，其意义是何等的重大！ 　　牙科诊所还成为联系陕北与上海、香港等地的桥梁，从南方各地到陕北去的部分中共地下工作者、爱国进步志士，就是通过这个秘密交通站联系安排的。1936年九、十月间，女作家丁玲到了西安。她是在遭特务绑架，在南京监狱里囚禁了三年之后，被党组织千方百计营救出来的。她在西安的第二天，与潘汉年在一家小旅馆里接上了头。通过潘汉年，丁玲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