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任继愈先生的学术研究与唯物史观[权威资料].docVIP

略论任继愈先生的学术研究与唯物史观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20世纪中国学术史，这是重要的历史课题，需要加以研究。本文拟探讨任继愈先生(1916.4.15―2009.7.11)学术研究的唯物史观特色，向读者朋友们请教。 　　一、任先生对侯外庐先生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评价 　　任先生与侯外庐先生(1903，2.6～1987.9.14)健在时，由于各忙各的工作，很少直接交谈，只是在有关学术研讨会的时候见面，有过短时间的交流。1957年至1960年外庐先生主持《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编著工作，隋唐佛学部分写成后，外庐先生叮嘱：“此稿一定清任继愈先生审阅，他在这方面有深入的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任先生看了稿件后，评价很好，但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修改意见。外庐先生很高兴，要他的助手杨超同志(这一部分的文字起稿者)按照任先生的意见进行修改。任先生是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哲学史及宗教史，在《熊十力先生的为人与治学》一文中，他说：“我过去一直是儒家的信奉者。新旧中国相比较，逐渐对儒家的格致诚正之学，修齐治平之道，发生了怀疑。对马列主义的认识，逐渐明确。在1956年，我与熊先生写信说明，我已放弃儒学，相信马列主义学说是真理，‘所信虽有不同，师生之谊长在’，‘今后我将一如既往，愿为老师尽力’。”(《熊十力先生的为人与治学》是任先生在1988年熊十力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稿，详见任继愈著《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11月出版，第523―536页) 　　2003年是外庐先生百年诞辰，西北大学为纪念这位老校长和著名历史学家，在百年校庆(2D02年)的金秋十月，举办了侯外庐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西北大学特别邀请任继愈先生光临指导。2002年10月13日上午，在西安止园饭店举行学术研讨，我主持大会发言。第一位发言的就是尊敬的任继愈先生，题目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先生》(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论集(第二辑)纪念侯外庐先生百年诞辰专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第20-24页)。他一身深蓝色西服，系蓝灰色领带，温文尔雅，庄严而不矜持。因为对外庐先生学术研究很了解，并作了长时间的思考，任先生不用讲稿，侃侃而谈，言辞自然恳切，引人入胜。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他一开始便提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样回答： 　　“马克思主义是过去一百年中最有影响的时代思潮。马克思主义方法是观察社会、研究历史的一种崭新的工具。以前国内没有，它是从近代西方引进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方法用在政治上就引起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思潮。……马克思影响新中国，靠的是他的学说的真理性，靠的是辩证法。这用在史学上作用也很明显，自从有了唯物史观这一观察社会的新的工具，史学(研究)面貌就大不一样了。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问题，出现了一批改变了中国历史学术的杰出人物。……”(任继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先生》，载《中国思想史论集》第二辑，第21页) 　　任先生认为，侯外庐先生是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长期学术研究实践中他创立了一个学派。关于这个学派任先生作出这样的评价：“它的主要特点是从文化的整体、社会的整体看问题，而不是孤零零地看一个问题，从整体、全局看局部，跟站在局部看局部不一样。”(任继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先生》，载《中国思想史论集》第二辑，第21-22页)在任先生看来，侯外庐先生研究中国历史不是从思想到思想，而是从社会史人手进行思想史研究，这二者相结合，就使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有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任先生还指出，这样的贡献不是偶然的，“侯外庐先生展早翻译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他对马恩著作下过功夫，他是从源头上接受马克思主义较早的一位史学家。他的学术优势是从第一手原著人手，他所受联共(布)党史教科书的影响较迟，也较少。因此，他的著作中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缺点也较少。”(任继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先生》，载《中国思想史论集》第二辑，第22―23页) 　　可以看出，任先生2002年的这个讲话，准确地评价了外庐先生的史学研究成就。这个讲话的记录稿整理毕，曾交任先生亲自审阅，他又作了一些修改，才公开发表的。任先生的这篇讲话，学界的朋友们大约很少有人读过，因此在这里我多作了一些引证。 　　我还想提到，1999年我写了一篇《五十年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的论文，在该年度《中国史研究》第4期发表，此文开始我介绍了外庐先生等著《中国思想通史》是我国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思想通史。拙文发表后寄给任先生，他很快给我回了信： 　　岂之同志： 　　《五十年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看过了，这是您很费心思、总揽全局的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