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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路径探讨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实体经济进入转型发展期，出现了一些新现象与新问题。2011年下半年，温州集中出现的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和企业主出走的现象，不仅是金融危机的“余震”，更是转型期所面临的“阵痛”。在此背景下开展的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具备了新的时代内涵。尤其是对如何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有许多值得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一、温州金融改革综述 　　（一）民间借贷的规范发展 　　浙江是我国的民营经济大省，温州更是民营经济发达，充裕的民间资金导致了活跃的民间金融行为。由于民间借贷行为的隐蔽性，难以准确统计其市场规模，初略估计到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规模约为1100亿元，约占银行贷款的19%左右，民间借贷的绝对量已经很大，更何况其背后还牵扯到规模更巨大的银行资金，再加上民间借贷利率是完全市场化的利率，直接受资金供求和金融市场活跃度的影响，波动性很大。在11年下半年受全球经济衰退、国内货币紧缩等因素的影响，温州大量中小企业出现了资金周转困难乃至资金链断裂，民间借贷年利率甚至一度达到30%—48%以上，利差攀升至近20年以来的较高水平（表1），对实体经济运营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对民间借贷市场进行规范与监督十分必要。 　　根据2012年11月23日公布的温州金融改革的实施细则，规范发展民间融资的举措包括研究起草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建立民间融资法律保障。探索建立民间融资备案管理制度，引导融资主体特别是法人实体进行民间融资备案登记。开展民间借贷服务中心试点，引进一批中介机构入驻，提供民间借贷登记、合约公证、资产评估登记等服务，引导民间融资阳光化、规范化，包括引导民间私人资本的国际投资，建立健全民间融资监测体系，形成民间融资综合利率指数（也称“温州指数”），做好民间融资动态跟踪和风险预警。 　　（二）新型金融组织的“收”与“放” 　　考察温州地区民营小微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过程较为曲折。作为中国较早进行地方性民营小微金融机构创新的区域，1984年诞生了第一家城市信用社，与随后出现的农村金融服务社和农村合作基金会被统称为“两社一会”，是温州股份制的民营金融机构的代表，其经营模式多采用个人承包制。在私营经济迅速发展的八九十年代，“两社一会”效益良好，利润水平很高，但管理并不规范，无序的高资金杠杆操作以及向私人关联企业盲目贷款等风险在90年代中期集中爆发，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政府主动对其加强了管制，通过一系列整顿和合并，于2001年左右最终全部退出了市场。 　　时隔10年之久，为了疏解农村金融及小微企业的金融供求矛盾，这次金融改革实施细则中再次提出要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鼓励民间资金根据有关规定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虽然发展服务对象专注于中小企业，集中于所在地区的小微金融机构十分必要，但是从温州金融改革既往历史的借鉴中，也要看到属于公共性质的金融业被私人经营极易于产生“寻租”的道德风险，而地方政府被迫一再担任“最后担保人”的角色来承担最终的金融损失与风险，构成管制与自由之间的两难，管制严格了，形成“金融抑制”；管制放松了，又构成“金融风险”，如何通过制度设计破解这个两难困境，是决定未来创新金融组织成败的关键。 　　（三）地方金融市场的创新 　　温州地方金融市场的创新一直十分活跃，早在80年代，温州就率先在全国试点银行同业资金拆借市场、股票债券市场以及外汇调剂市场，但这些早期的地方市场试点大多随着全国市场的建立在90年代逐渐退出。 　　当中国经济高速运转了30年之后，各地区域经济发展动力开始分化，优势产业的培育过程越来越倚重于市场的自发选择，因而建立多层次的地方资本市场的需要日益显著。由于各地的特色不同，资本市场建设的内容也因地制宜，比如上海的文化产业优势明显，因而建立了国内首个文化产权交易所，以吸引更多文化要素到沪交易流转。而浙江与温州以中小型乡镇企业见长，其金融市场建设的具体举措包括：鼓励国有银行等机构信贷向三农及小微企业倾斜；在信用体系建设的基础上发展地方债券、产权交易、融资租赁等多种直接融资渠道；积极开展民间资本管理公司试点，扩大民间资金投资领域。由于温州是著名的“侨乡”，因而在国务院统一部署领导下，更需要探索以人民币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带动民间资本在更广泛领域内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促进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 　　（四）风险防范机制的建立 　　作为一种新事物的改革过程，难免经历挫折的洗礼，温州金融改革也不例外，80年代的民间“倒会”风波，90年代的小微金融企业集体退出市场等让人记忆犹新。究其原因，温州金融改革是伴随着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程而发展，属于自下而上的，加强市场作用与金融自由化性质的改革，一方面自由化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