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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高西庆中国良心 　　2014年2月，高西庆卸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投”）总经理，给自己在国家主权财富基金的使命画上了句号。 　　3月，全国两会期间，《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河南代表团专访了高西庆。对于今后的计划，高西庆笑言：“我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努力休息好。” 　　精瘦、干练、直来直去，高西庆身上并没有太多传统“官员”的痕迹。在中国资本市场中几经“大起大落”之后，他身上唯一没有褪掉的就是学者身份。大学教授，或许本来就是他最喜欢的职业之一。退休后，高西庆将继续在清华大学和美国杜克大学任教。 　　高西庆自称是一位富有“理想主义”情怀的金融实干家。从1988年放弃海外高薪职位回国参与中国证券市场创建，1999年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到2003年从证券市场监管转向投资领域任职社保基金，再到2007年管理千亿美元级的主权财富基金，高西庆的职业生涯与??国金融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改革息息相关。 　　对于很多棘手的问题，高西庆都曾表示：“希望大家能稍微减少一点赌性，把眼光放长远一点。”那么，在高西庆眼中，中国海外投资格局如何？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前景如何？ 　　海外投资，有人赢就有人输 　　在经历了一个时期的“高歌猛进”之后，中国的海外投资开始遭遇挫折，从贸易诉讼到抗议摩擦，“走出去”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使中国企业已不复当年的乐观。 　　“我从来没有乐观过。”高西庆说，“国有企业的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好像自己财大气粗。国家在后面是好事，但同时也是把双刃剑。” 　　高西庆指出，有的国家，虽然不能说处心积虑地要把我们搞垮，但至少可以知道人家不是想着让你处处都好，因为各个国家从根本上说都是为自己国家的利益服务。 　　经典的经济学理论认为，国际经济贸易可以营造多赢的局面。但高西庆并不认同这种观点。在他看来，今天的世界，很多经济领域已经不完全是这种局面了，而是一种“零和博弈”（编者注：零和博弈指参与博弈的各方，在严格竞争下，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博弈各方的收益和损失相加总和永远为“零”，双方不存在合作的可能），有人赢就有人输，因为财富本身就这么多。 　　另一方面，当今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变化。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经济增长成果外溢现象比较突出，特别是近年来中国人在海外大量购买奢侈品，把奢侈品价格都给抬上来了，国际社会存在一定的心理失衡。 　　“中国过去是个穷国，许多国家都是居高临下地看着你，那个时候有好多国际组织给中国无息贷款，甚至免费给中国捐款。”高西庆说，“可是今天不行了，他们发现中国富起来了，虽然从整体来说，人均还是很穷的，但他们发现自己的生活没有我们改善得快之后，便出现了心理失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企业走出去，取得一定贸易、投资上的好处，还让人家都支持你，我觉得那也不大可能。” 　　经历过在一次次谈判后，高西庆清楚地认识到，无论对方如何标榜所谓的公开、透明，当局势发生大的变动时，各个国家政府都要为自己的人民服务，这一点毋庸置疑。“所以跟他们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们说了好听的，我也笑笑而已，我们中国人走出去要保持头脑清醒。” 　　注册制的最大障碍 　　仍然是既得利益集团 　　高西庆在加入中投之前，已经在中国资本市场浸淫多年。2007年评选的“中国证券市场十八年杰出贡献人物”的颁奖词中如此评价高西庆：“在中国证券市场的早期创设阶段，对证券市场的法制化建设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虽然已经离开证监会多年，高西庆对资本市场的关注未减。 　　有人把注册制比作是中国资本市场的“牛鼻子”，围绕着注册制改革，资本市场炒小、炒新、炒差等顽疾也就有了新的解决思路。放权于市场，从发行到退市、从稽查执法到投资者保护，强化信息披露，监管层从“看门人”转向“监管者”。 　　2014年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上，中国证监会主席肖钢对注册制首次做了阐述：“尽管大家对注册制的内涵看法不尽相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做法也不一致，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股票发行审核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监管部门不对发行人进行价值判断，发行人和中介机构对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发行时机、价格由发行人和中介机构根据市场情况决定。” 　　对于注册制改革，高西庆说，“（注册制）我已经鼓吹了20多年，如果早实施，政府肩上的担子远没有今天这么重，老百姓也不用一举一动都盯着政府，赚了钱拿回家，赔了钱就来骂政府。” 　　对于注册制改革的时间表和具体细则，高西庆表示，这个很难说，如果有决心实现，今年就可以推动，3年之内就可以过渡完，但是如今最大的障碍仍然是能够寻租的既得利益集团。 　　相对贫困比绝对贫困更可怕 　　回顾高西庆的过往，20岁之前，他当过铁路工人、机械厂工人。回忆这段历史时，他曾说：“我们都是饥饿年代的幸存者。” 　　高西庆认为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