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楼梦》误译看译者母语在文化传递中角色.docVIP

从《红楼梦》误译看译者母语在文化传递中角色 　　摘 要：“误译”现象自古有之，《红楼梦》的翻译也不例外。杨宪益、霍克思两个译本中的误译现象多种多样，其中误解原文是导致误译的主要因素，而译者的母语在翻译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翻译工作者，我们对误译所导致的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不能无动于衷，只有精益求精，才能扭转目前大量误译的尴尬局面。 　　关键词：红楼梦；误译；文化；母语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46（2012）04-0081-06 　　 　　一、引 言 　　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一部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的古典文学名著，把中国古典小说艺术推上了最高峰。这部经典之作，不仅成为影响中国人民文化心理和审美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其他民族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据一位红学家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不完全统计［1］，《红楼梦》的译本总计17种文字，52种译本，其中一百二十回的全译本有12种译本。到20多年后的21世纪的今天，据笔者参考各类著述论说的统计数据，上述3个数字已经分别增加至27（种文字）、83（种译本）和25（种全译本）。其影响之深远，由此可见一斑。 　　“误译”现象自古有之，许多翻译大家尽管在翻译时谨小慎微，却也难以避免，譬如傅雷先生就曾以自己在《贝姨》中的误译（原文的“蓝衣服”译作“绿衣服”）为例，在《高老头》重译本的序言中作了自我批评，明确指出译者本人对误译的“莫名其妙”之感，戏称之为“文字上的色盲”［2］。 　　作为译者，对于上述这种“文字上的色盲”事件往往在事后感到“莫名其妙”，但是对于读者却往往贻害殊深。对于《红楼梦》这部集各种言语美学于一身的文学名著的翻译而言，尽管我们可以对译者的误译在某种程度上持宽容的态度――因为要想试图运用另一个文化背景下的语言文字从内容到形式将它再现出来，的确需要常人难以想象的勇气、毅力、责任、执着精神和知识修养――但是，研究误译现象的根源，无疑是走出误译之列的重要一途。下面，本文试以《红楼梦》中的误译为例来研究译者母语在文化传递中的角色，以期给读者以启发与共鸣。 　　《红楼梦》［3］的全译本有英人戴维?霍克思（David Hawkes）与约翰? 闵福德（John Minford）（译自1792年的活字印刷本――即“程本”）的合译本《石头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Stone）（1973）（以下简称“霍译本”）［4］以及杨宪益、戴乃迭夫妇（译自1760年的影印钞本――即“脂本”）的合译本《红楼梦》（A Dream of Red Mansions）（1978）（以下简称“杨译本”）［5］。在这里，我们就以这两个公认一流的全译本为分析依据。 　　霍译本和杨译本在整体上存在许多明显的不同：单从篇幅上来看，霍译本比杨译本多205,476个单词，或者说前者约为后者的1.33倍。《红楼梦》原文与两译本的字数对比简单列表如下： 　　表中所列数据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二者在具体行文及表达上的区别之大。尽管杨译本的合作者之一戴乃迭的母语是英语，但是，据可靠资料证实，许多文字上的定夺取舍基本上以杨宪益先生为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本文借助上述两个译本对译者不同母语角色的考察和研究是基本可行的。 　　二、形形色色的误译 　　春秋齐国人晏婴曾经说：“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译者作为信息的传递者，其作用主要是向读者传递原作者的意旨。译者在翻译中对于原作者意旨的传递往往是因人而异的――其所以然异，最不容忽视的原因，恐怕要归因于译者母语的不同。 　　1．文化因素 　　笔者认为，导致误译的主要原因是由误解原文造成的。首先，文化因素是误解原文的突出原因之一（以下所举例句原文中的着重号和译文中的下划线均为笔者所加）。 　　例1：王夫人道：“都不是。我只记得有个‘金刚’两个字的。”宝玉扎手笑道：“从来没听见有个什么‘金刚丸’。若有了‘金刚丸’，自然有‘菩萨散’了！”说的满屋里人都笑了。（第二十八回） 　　杨译：“No, it wasn’t any of those. All I can remember are the words ‘guardian angel.’” 　　Pao-yu clapped his hands and laughed. 　　“I’ve never heard of guardian-angel pills. If there are guardian-angel pills there must be bodhisattva powders too.” 　　霍译：‘No,’ said Lady Wang, ‘it was none of those. All I can remem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