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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略特·卡特自述及访谈 　　艾略特·卡特（Elliott Carter），美国当代古典音乐作曲家，1908年出生于纽约，早期的音乐风格受到新古典主义的影响，后来逐渐走向艰涩、严苛和高度理性的风格，但其中的活力依然强大。艾略特·卡特的音乐实验大部分和节奏有关，听众必须接受这样的挑战——多种乐器同时演奏，而且是跟着不同的节拍。他的《第二弦乐四重奏》和《第三弦乐四重奏》分别于1960年和1973年获得普利策奖。2008年，巴伦博伊姆、詹姆斯·列文以及波士顿交响乐团在纽约的卡内基音乐厅为其庆祝了百岁生日。 　　2012年，艾略特·卡特于纽约的家中去世，享年一百零四岁。 　　在哈佛英语专业本科毕业后，艾略特·卡特（Elliott Carter）开始与瓦尔特·皮斯顿（Walter Piston）进行研究生级别的音乐研修，后又到巴黎师从娜迪亚·布朗热（Nadia Boulanger）。娜迪亚·布朗热是法国杰出的女音乐教育家，许多二十世纪著名的音乐家都出自她的门下，包括菲利普·格拉斯、亚伦·科普兰以及阿根廷探戈音乐大师皮亚佐拉等。 　　四十岁出头时，卡特在圣约翰学院（St. John’s College）发展了音乐课程，并担任其他教学工作；同时，卡特还经常在《现代音乐》（Modern Music）等期刊上发表文章。对于卡特来说，成为作曲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起初几年他并未得到显赫的声誉，然而如今，他已成为了当代音乐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卡特的作品从强烈而充满清晰配器的“美国风”，逐渐发展成在各种音乐技术层面都具有独创性的高度个人化的华丽风。作为一名理论家，卡特具有突出的理性与人文主义精神，仅仅将理论作为发声的一种介质。同时，他还是一名表意流利、条理清晰的作家与演说家。 　　艾略特·卡特的自述 　　当我同意讨论我在音乐中运用的“节奏过程”（rhythmic procedures）时，我暂时忘记了自己对于一些作曲家进行类似讨论时的深切疑虑。表述清晰对作曲家而言尤其为一个难点，因为他的作品必然来自于数不清的选择——有些是有意的，有些是无意的，有些是一挥而就的，有些则是经过长长的思考；当它们为主旨服务时，大部分的创作过程都被忘却了。有时，这种对音符的分类和整合最终会成就一部作品，但那时作品中的许多概念与技术已差不多成为作曲家的一种习惯，他自己也不过只是朦胧地意识到最初导致他作出这些选择的因素。最终，为了让其他人从整体上评价这部作品，作曲家本人会努力忘记他本来的意图，以全新的角度去聆听作品。毕竟，他的目标是让所有技巧在整部作品中相互依赖，结合在一起产生出使一部作品的所有过程都相互关联的艺术体验。要达到这一艺术关联性是没有任何捷径的。技术本身并无太多的固有价值，它对于作曲家与听众的重要性，仅仅体现于它为一首实际作品的艺术品质而服务的价值。因此，如果一位作曲家在谈论他的作品时指出了其创作过程，那么他就在赋予了一个不太重要的东西以吸引力，并且通过对它的详细描述来误导听众认为这才是重要的。勋伯格在他有关十二音技巧运用的文章中表达了同样的疑虑。他的想法是正确的，他作品中十二音技巧的部分仅仅是引起人们兴趣的一部分，也许还不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在任何关于特定的当代创作过程的讨论中，都存在着一些经常会在头脑中生根发芽的严重风险。其中第一个危险就是过于简单化的程式快速而广泛的传播，这可能会缩短它们的寿命。很显然，在二十世纪的音乐圈，新的技巧一个接一个，它的代表作曲家一夜成名。然而，每种技巧可能持续仅仅几年的风潮，然后被渐红的下一代作曲家抛弃，逐渐淡出音乐界与听众的耳朵。这样的滥用让许多优秀的作品失去了引人注目的特色和新鲜感，那些和音乐很接近、经常听这些作品的人很难被吸引，不少佳作就这样了无痕迹地从保留曲目中淡出了。例如印象主义的平行九和弦，已经在延续至今的流行音乐中，被让人乏味的作品消耗殆尽了。我们近代的每一种潮流——原始主义（primitivism）、机械主义（machinism）、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ism）、实用音乐（Gebrauchsmusik）、巴托克和贝尔格的风格以及现在勋伯格和韦伯恩的风格——将会因他们与其他音乐的相似性，已经或将要抛弃那些具有高超技巧、让人印象深刻的有天赋的作曲家。当然，这些流行最终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它在今天的善变让很多作曲家的生活成为了一个伟大的尝试，甚至比罗西尼时代还要多，后者被认为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因为无法与时俱进而放弃作曲的杰出作曲家之一。 　　这种流行趋势受到了新体系普及的大大鼓励，特别是和声体系。在勋伯格、欣德米特和梅西安之后的当代作曲家们通过对他们新体系的传播，甚至在他们的作品未被了解的地方一举成名。这种作曲家用不着解释的知识的宣传可以比起源于真实的音乐之声的旧潮流更快地通向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