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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边界当代中国书画研究中文化史研究趋向 　　在传统中国书画研究领域，人文与书画之间存在一种特殊密切的关联，所谓“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就是在讲书画功用和文化性质。士大夫们相信书画作品和与书画相关的活动本身就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移风易俗产生了积极作用，这是中国书画传统的文化观念。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西方美术史研究方法论的影响，中国书画研究中出现的文化史研究趋向，从更广阔的视角、更严密的逻辑、更宽泛的向度上去阐释中国美术史。中国书画史研究中的文化史研究已经蔚然成风，并逐步形成了研究和阐释中国美术史的全新领域。 　　传统中国书画研究既包括书画作品的品鉴和赏评，也包括书史、画史研究和阐释，二者并行不悖。其中，书画作品的品鉴又是传统中国书画研究的基础。书画作品所表现出来的神韵和笔墨情趣是传统中国书画欣赏和研究关注的重点，笔墨生动传神是传统书画品鉴的第一法则，也是书画家追求的至高境界。传统书画史家和评论家们从作品气韵和笔墨方面认真品鉴书画作品质量，并进行作品品次分类，如神品、妙品、能品和逸品等。优秀的书画家和优秀的书画作品会更受到书画评论家和书画史家的青睐。这些优秀的书画家们和书画的鉴赏者都是传统社会中的精英阶层，他们垄断了与书画相关的话语权。这固然是传统中国社会文化环境使然，但对于中国书画与文化史之间所存在的可能性关联，传统中国书画研究的理路和观念并没有做出全面详备的阐释。 　　20世纪以来，受西方美术史研究传统的影响，中国书画的传统研究逐步改变其路径，特别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西方美术史研究的理路正在更加深刻地改变中国传统的书画研究模式。西方艺术史作为学院中的一门学科，奠基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德国和奥地利，后因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促使重要学者播迁英、美，学科之建制包括研究对象、议题、方法与基本假设，也随之在英语世界生根发展。二战后的二十多年在美国的发展分为“形式主义”和“图象学”两大研究方向，或专注于艺术形式的剖析与各家各派风格谱系的建立，或致??于发掘可解释作品中人物或故事意义的文献资料。此二方向虽来自德奥传统中的风格分析与内容诠释，在其成为研究惯例后，艺术史就慢慢失去原有的冲力、创见与思辨性。于是，批评之声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汇聚，逐渐酿成艺术史研究第一次重大的转变，即社会艺术史（或称“新艺术史”）的兴起。社会艺术史将“社会”带入艺术史研究中，“艺术”不再是独立自主的范畴，而是社会脉络的一部分，艺术品也不仅是特出天才的杰作，更包括形式一再重复的商业作品。近十余年来所形成的第二波转变方兴未艾，然而，艺术史跨学科、议题化及理论化的倾向已十分清楚。在此思潮中，艺术品因内在质量而来的美学考虑更趋边缘化，各式物品与视觉媒材可依研究课题，混一讨论、不分品秩，也不须区别其质量的优劣；取代美学范畴而与艺术史相对话的，则是各式各样的文化议题与理论。艺术史与其它学科之间，也因“视觉文化”与“物质文化”的崛起，首次出现广大的交界地带。艺术史研究中的文化议题大量涌现，“文化史研究”遂成为艺术史研究最重要的方法论之一。王正华在《艺术史与文化史的交界：关于视觉文化研究》一文中也有论述。 　　自20世纪80年代，尤其进入信息时代以来，西方美术史著作在中国的传播更加及时和普遍，中外美术史界的互相交流日趋频繁。中国书画研究也逐步与海外美术史研究同步起来。显而易见，无论在方法论的运用还是在学科建制方面，中国书画研究自觉接受西方美术史研究理论和经验。中国书画研究的学者致力于中国书画的形式分析和各种相关文化议题的讨论和研究，而以书画品鉴为主的传统中国书画研究模式则日趋式微。最近几年来，跨学科的文化史研究在中国书画研究领域逐步占据主导地位，这其中固然有学术研究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作为其背景，但是西方美术史研究中的文化史研究似乎与中国美术史研究中一直以来着重强调人文因素的传统存在某种内在的契合似乎是更为重要的原因。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文化史研究相对于其他美术史研究理论和方法而言更加受到中国美术史家的青睐，其中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厚。 　　跨学科文化史研究已经成为中国书画史研究中最为重要的方法论。有关中国书画的各种研究议题在不断扩充，如关注书家和画家的生平和交游的社会学研究、艺术赞助研究、书画制度与机构研究等，都已经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史家们在中国书画研究领域中的热点议题。在中国书法史研究方面，出版于2006年的《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是一部有关书法社会史的研究著作。作者白谦慎不同于以往研究书法史的学者，他并不孤立地探讨傅山的书法，而是将之置于整个时代的文化架构中，借由学术思想、物质文化、印刷文化的发展史角度，并从经历了明清易代之痛的遗民情结的情感出发，来观察、诠释傅山的生活，以及由之生发的学术观念与艺术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