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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邦和湖边理想主义者 　　Ⅰ 　　很多人背叛了八十年代 　　谈起八十年代，谭邦和从柔软的沙发中陡然坐直了身体，眼光变得异常坚毅，如一道光芒穿过了历史的镜片。我感到有一股触动人的力量从他身体内释放出来，呼应着窗外摇曳的树枝、飒飒的风声。“有很多人背叛了八十年代。”谭邦和掷地有声地说。 　　如果时间和岁月可以回转，谭邦和应该会更愿意回到八十年代，这是一个内心有冲动与激情的年代，理想主义正在炽烈燃烧的年代。如今活跃在我们主流文化圈的这一批人，50年代、60年代生人，大多经历了八十年代启蒙主义的浪潮，正是从这个时候，他们觉醒，开始意识到作为个体的人的存在与意义，而中国也在犹豫不决中半张开怀抱开始迎接物质文明与现代思潮的冲击。 　　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第一届大学生，八十年代初大学毕业之后，谭邦和被留在了古典文学教研室。“现在回过头来看，不是说八十年代已经变得多么美好，而是大家都有一种向往美好生活的冲动与追求，是一种追求的状态。” 　　刚刚开始复苏的八十年代，从纯学术的角度来看，当然谈不上有多么之高。但是它的方向却是对的，学术本质上的东西，学术的意义、功能与方法都在快速恢复。我问他当时哪些西方思想家最具风头，他回答在他的记忆中是奥地利的精神分析学家佛洛伊德和法国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还有维特根斯坦、胡塞尔、海德格尔等。 　　在那个年代的中国，萨特的风靡是意料之中的事，在如今许多知识分子所写的回忆性文章中都可以见到，存在主义让人懂得从体制剥离出来思考个人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是思考生命的哲学，也是久违了的个体意识与集体意识的公开对抗。我问他“加缪呢”，提到萨特总不能忘了加缪，两人曾经的“形影不离”和之后的论战，都是那个年代中国思想领域的谈资。“加缪应该是后来流行吧，我记忆最深刻的依然是萨特。”谭邦和说。 　　Ⅱ 　　方法年与观念年 　　85年9月到86年7月，这近一年的时间，谭邦和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个高级进修班学习。 “社科院的院长是刘再复，副院长是何西来”，老师中有陈毓罴。刘再复是彼时的领袖人物，在课堂上???李泽厚对谈，台下坐着的动情，一个时代的精神生活莫过于此。在结业典礼上，谭邦和作为代表上台发言，他讲到了“盗火者”普罗米修斯。 　　八十年代中期是一个顶峰，学界戏称1985年为“方法年”，突出在方法论上。谭邦和面带温和的激情，克制地伸出手说：“如果去翻一下85年出版的报刊杂志，85年出版的书籍，世界文化的潮流，世界学术的各种观念和方法如潮水涌来。自由主义与存在主义、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锁国太久，文化太失败，就要借鉴别人的方法，甚至说85年一年时间中国人把西方人几百年的东西全部玩了一遍。”与85年相对，86年被称为“观念年”，“很多头脑冷静的学者指出我们不能仅仅是照搬西方的这些东西，还要经过改造变得适合中国的现实，方法促进观念的变革”。 　　这跨年度的一年时间是谭邦和记忆中的金色岁月，一个人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就在这个时期成熟并稳定下来，可能日后的再多经历都没法改变这个主轴。谭邦和又不无遗憾地说：“这个高级进修班只办了两期，我们戏称为‘黄埔一期’和‘黄埔二期’，”满眼都是往日时光的影子。 　　我问他李泽厚现在是不是变了，变得保守了许多，甚至是有些犬儒的倾向了。谭邦和不同意这个说法，“李泽厚的‘告别革命论’是对历史社会进程的深刻反思，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动乱之后的事情，很多后果是老百姓没法面对的”。“治乱循环”这个怪圈是压在中国人身上的魔咒。 　　Ⅲ 　　“革命理想主义” 　　谭邦和的祖籍在湖北省恩施州利川，这是一个颇具古风古韵的地方，也造就了很多杰出的心灵，其中就包括当下的著名作家野夫。提起野夫，谭邦和显得十分轻松，“他是利川人的骄傲，我与他认识已逾三十年，虽见面很少，却心有灵犀，我年岁稍长，他叫我老兄。”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谭邦和11岁，停课闹革命，年幼的孩子还无法认识到这个世界的丑恶所在。停了大概一年时间又复课，上初中与高中，都只有两年，高中毕业时是73年，由于早已没有了高考，接下来面临的人生是农民。 　　每一次自上而下命令式的群体性运动必然引发一个时代的诸多悲剧，反抗的命运，与顺从的命运往往相同，这就意味着无论做怎样的选择，人生要面对的都将是悲惨与荒芜。我们如今能从很多研究性书籍中看清这一点，而绝不是官方的量体裁衣的电影电视剧中播映的那般青春时代的流金岁月。鲁莽的日子总会引发日后的加倍奉还，上山下乡某种程度而言就是在为文革中的暴戾与冲动还债，只不过这些债不应该由那些无辜的孩子、青年人来还，他们也是受害者，被煽动家和谎言者欺骗，无意义地发泄着青春过剩的激情，革命与理想在这里都是虚伪的幌子。 　　谭邦和称自己当时是“住在县城里的农民”，他家在县城，属于一个蔬菜大队，算“回乡知青”。“回乡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