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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城市摊贩管理的思考和对策 杨蕤华 2006年8月11日，来自河北的崔英杰在北京海淀区卖烤肠时被城管截获。在索还三轮车未果后，崔英杰持刀将城管副队长李志强刺死。李被追认为烈士，崔被绳之以法。然而，随着崔英杰的清白历史和悲惨处境被曝光还原，一起看似普通的暴力抗法案发人深省。同样是城管和小贩之间，2007年7月30日，重庆市渝中区3名城管队员将占道经营卖凉粉的摊贩殴打致死。城管和小贩之间的“猫和老鼠游戏”，似乎在城管产生之初就已经注定。城管的围追堵截、穷追猛打，小贩的四散奔逃、哀求乞怜，早已成为城市居民屡见不鲜的一道特殊“风景”。随着近年来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游摊小贩和城管人员的冲突也接连不断，在许多地方正体现出两个极端的趋势：其一是，暴力抗法程度越来越激烈，场面越来越触目惊心；其二是，城管野蛮执法愈演愈烈，也遭受越来越多人的痛恨。在大力倡导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不禁要反思：民生与秩序，孰轻孰重？ 一、小摊贩现象的历史沿革和社会基础 贩夫走卒，古已有之。“市，买卖之所也”（《说文》）。“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周礼·司市》）。宋代张泽端名作《清明上河图》反映的就是一个民间交易的和谐场景。古已有之的小摊贩，在建国之初，就因为它的“非计划性”而被冠以“资本主义尾巴”，归入国家严厉打击对象。早在1957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就曾报道，湖北黄冈一农民因贩鱼秧、贩牛，被说服教育后决心割断“资本主义尾巴”。改革开放后，虽然私人交易逐步合法化，但对城市流动小摊贩依然沿袭着严格监管的传统。小摊贩的最初管理者是工商部门，由于缺乏必要的资金和合法的经营场地，游摊小贩注定无法取得合法的经营主体资格。至上世纪90年代末期，城管部门应运而生，对小摊贩的管理职责转移给了城管。而随着小摊贩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治理小摊贩几乎已成为各地城管的主要工作。 小摊贩之所以长期存在，是因为它有着客观的社会基础。首先，它为城镇居民提供了购买廉价商品和享受灵活快捷服务的便利。很难想象，为了买一把菜、几个水果，或是擦一双皮鞋、换一根拉链，人们会舍近求远到超市或花上大量的时间去逛街。这些与居民生计息息相关的生活锁事，往往需要灵活便利的小摊贩来解决。2009年初，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通过搜狐网，对1899名网友进行的调查显示，44.2%的人经常从小摊上买东西，53.0%的人偶尔从小摊上买东西，仅2.8%的人没买过。84.3%的人认为他们的生活需要小摊，72.2%的人认为小摊的东西物美价廉，为居民生活提供了便利。显而易见，马路小摊贩的存在，有其天然合理性，符合百姓的需求。其次，它缓解、减轻了社会就业压力，是广大失业或低收入者谋生的需要。流入城市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城市残疾人员、下岗失业人员、失地农民、外来低层次流动人口等，这部分人往往因缺乏足够的资金而创业艰难，因缺乏相应技能而再就业无门，于是起点低、启动资金少、操作相对容易的摆摊生意成为一种快速而简便的就业途径。中国青年报社的调查显示，93.2%的人感觉小摊主是下岗职工等就业困难群体，70.9%的人认为小摊主是外来务工人员，还有59.3%的人认为小摊主是练摊儿或者创业的年轻人。 事实上，小摊贩存在的利与弊一直处于争议状态。支持者固然有之，反对者的理由也很充分：一是小摊贩往往意味着“脏、乱、差”，破坏了城市整洁，影响了城市市容。二是小摊贩常常违章占道经营，堵塞交通。三是小摊贩的无证和流动状态决定了监管不易、违法成本很低，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质量无法得到保证。四是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对合法经营者产生冲击，且流失了税源。 二、现行城市摊贩管理模式面临的主要矛盾 从城管被赋予对小摊贩的“严禁式”管理权的那天起，城管和小摊贩就被推向了对立和对抗的两极。小摊贩一直是城管打击监管的对象，而城管又在小摊贩的“游击”和反抗中疲于奔命，收效甚微。 对小摊贩而言，摆摊意味着生存。一个小摊贩的背后，往往维系着一个家庭的生活重担。据上海市市容环卫局统计，上海约有小摊贩5万人，预计养活着10至15万人。“民以食为天”，生存的基本需求决定了不论城管是否采用文明的方式执法，小摊贩都必然反抗，最多是反抗的激烈程度不同。“游击战”是一种反抗，暴力抗法也是一种反抗。正如崔英杰的辩护律师所说：“我在法庭上庄严地向各位发问，当一个人赖以谋生的饭碗被打破，被逼上走投无路的绝境，将心比心，你们会不会比我的当事人更加冷静和忍耐？”非法化的生存处境，使得小摊贩们地位卑贱，财产和人身安全时常受到损失和威胁。往往在他人看来不起眼的些微利益损失都可能令他们铤而走险，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对城管而言，严禁小摊贩意味着职责。“一刀切”式的管理带来的弊端显而易见。一是执法易陷入“灰色”的尴尬地带。按照现行的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