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铭传近代化思想剖析.docVIP

刘铭传近代化思想剖析 刘铭传的近代化建设思想，有着自主性的特征，对内对外都是如此。　　一　　刘铭传本是一员武将，但他“雅不以武功自震暴，尤殚精经世之务”。[1]他之所以选择台湾，因其孤悬海外，或可较少受内地各种复杂关系的纠绊，希望可以独立自主建设。诚如他所说，“使台地之财，足供台地之用，不须取给内地，而后处常处变，均可自全。”[2]台湾建省，财权与人权均自独立，可以放手大干。以期实现他的雄心壮志，“创兴一切新政，其意不但为保障东南七省已也，且举一隔之设施，为全国树之范。”[3]　　按照刘铭传的设想，在“创兴新政”之前，先对台湾现状作一番整顿。但清廷在中法战争结束后，立即决定台湾建省，与福建分治。他向清廷提出，应先办防、练兵、清赋抚番，尤其是要使全台“番民”“尽行化归，然后再筹分省”。[4]清廷没有采纳他的意见，照原方案与福建分治。刘铭传只得把原计划五年的准备时间，压缩在二、三年内完成，或同时并举。虽有首尾难以兼顾之弊，但收效仍很显著。　　首先，刘铭传通盘考察海口设防配械，1885年起，创办军事工业，“制出枪子，能与外洋来者无二也”。[5]对军裁汰老弱病残，“严肃营规”，“挽回积习”，“以备捍乱保邦”。[6]　　清赋则与整肃吏治相结合。刘铭传指出台地原吏治“官贪军冒，流弊已深”，亟待整顿。[7]他的吏治原则：“有功立赏，有罪立罚，不怀成见，不徇偏私。”他的办事原则：不“坐安筒陋”，不“拘守例章”。[8]1886年全台土地清丈、查保甲，把长期存在的册籍失毁、赋课混乱、以及征赋中的不合理现象逐一加以纠正。三年完成。清丈的主要对象是大地主，自乾隆五十三年至今长期隐匿的田亩。清丈前，“有赋之地”只有七万余甲，清文后增为四十万二千余甲，原来年征田赋额银只十八万两，清丈后增为六十七万余两。也为财政自给解决了问题。　　团结原住民。台湾的居民，由原住民与汉人组成。原住民一般称高山族，当时的清廷称其为“番民”，并按其汉化的程度，分“生番”与“熟番”。以往的统治者，对“生番”采取“剿”或“弃”的方针。刘铭传则把。团结原住民(“抚番”)列为大政，并把重点放在“生番”上：(1)“抚番”与辟地增产相结合。他说“得其地可以耕，得其人可以用”，[9]并认为“非辟番地广耕桑，则财无自出”。[10](2)从防务角度考虑“抚番”。他说“非清赋抚番不足以言守御，且番地多薮盗，不清其内，猝当外患，将有腹背受敌之忧。”[11]“诚令全番归化，内乱无虞，外患虽来，倘可驱之御侮，既可减防节饷，又可伐内山之木，以裕饷源。”[12]一举数得。(3)“抚番”与建署结合，为了方便团结原住民，刘铭传把原划分台南与台北的建置，改为把全境分为台中、台南和台北。1886年设抚垦总局，分县设治，让地方官率译员、官军一同入山，向“番酋”解释政策。　　刘铭传的“抚番”方针是剿抚兼施，但以团结为主，即所谓以德服番。他说“不难抚降，而难于感化”。[13]因而把重点放在感化上，对主动受抚者以奖金，对少数凶顽拒抚者以剿之，对据天险而拒抚者，则以威慑而智取之。据记载，仅在1886—1887年全台即有四百余番社、八万多番民受抚。既“开疆辟地”，又免去了民番仇杀之祸。“顾此为羁縻之策，而非长治之计也”，乃设“番学堂”，“课以汉文算书，旁及官话台语，起居礼仪，番仿汉制。”[14]对番社儿童，同样设义塾，教以俚语，“陶容其蛮性。”[15]由此，刘铭传则视番民为“朝廷赤子”。[16]　　以上设防，整顿财政，整肃吏治，团结原住民，使在防务、财政、吏治、民族关系上能适应新的形势，为台湾的近代化建设奠定了基本条件。　　二　　刘铭传的近代化思想，即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的文化知识，并辅以一定的制度。早在同、光年间，他就提出过：“中国不变法，罢科举，火六部例案，速开西校，译西书，以厉人材，不出十年，事且不可为矣！”[17]充满着时代的紧迫感。　　从1887年起，他在台湾办了几件新政，是他近代化思想的实践：其一，修筑台北到基隆的铁路。1880年，刘铭传曾率先向清廷奏请建造铁路，称“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18]是从国防军事观点着眼。1887年刘铭传将原来台北至基隆的一条马车路，采纳纳英国人的建议，把1877年从上海吴淞口铁路拆除并弃置在基隆打狗湖海滩铁轨加以利用铺设，强调“非铁路，不足以繁兴商务，鼓舞新机。” [19]并注意到台湾“绅商多涉外洋，深明铁路大利”。据曾任台湾税务司的马士说：“这条铁路的建筑，并非纯为军事的原因，其线路也不着眼于战略的观点；而是为了有助于台北——大稻埕——艋岬三区合成的商业中心地的贸易，这三个地区共同构成 淡水港的贸易基础。” [20]其二，首创我国独立自主的新式邮政。台湾“孤悬海外，往来文报，屡阻风涛，每至匝月兼旬，不通音信。” [21]1888年则架设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