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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可翻译性”条件的“第三文本” 李河 几年来我一直致力于从哲学的进路考察翻译问题，但它从一开始就面临一个困境：在 人们印象中，“翻译”似乎天生不是个哲学话题。传统翻译研究通常只注重谈论具体的 翻译技术，或者满足于伸张某种翻译伦理，这种基于经验或信念的、体现着强烈规范诉 求的思想活动很难成为体现着彻底反思或追问诉求的哲学活动。因此，对翻译进行哲学 讨论的首要问题是：翻译如何是个哲学问题? 在我看来，要使翻译成为哲学问题，先要拒斥翻译研究中的“自然态度”。(注：“自 然态度”是借自胡塞尔的概念。胡塞尔指出，自然态度是“从自然生活中的人的角度去 思考”，它是“一种先于一切‘理论’的纯粹描述”。换句话说，自然态度是我们在非 反省、非理论的生活中自然获得的各种见解的总和。在《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 念》第一卷的“现象学的基本考察”中，胡塞尔强调悬搁关于世界的“自然态度”是从 事纯粹现象学思考的重要前提。)上述翻译技术或翻译伦理研究就是这种“自然态度” 的必然产物。翻译技术理论关心的是：在“原本/译本”这个二项式中，译本采用何种 语言工艺学手段才能最大限度地逼近原本?翻译伦理的问题则是，译本诉诸怎样的伦理 态度才能最大限度地逼近原本?它们很少追问这样一个问题：“原本/译本”这个二项式 中的间隔符号“/”对我们的理解究竟意味着什么?因为缺乏此种追问，传统翻译研究会 自然地假定，“译本/原本”中的符号“/”体现着原本对译本的支配关系，这种关系用 哲学的概括就是“原本中心论”。 一旦涉及“原本中心论”，我们就不难看出“翻译”在哲学研究中的价值。在中文里 ，“原本”是个歧义词——它既指“原始文本”，也包含“原原本本”的含义。它是源 头、是根本、是真相，是人的思想一向寻求的最终家园。我们在哲学活动中总会在三个 向度上碰到“原本”： 其一，在传统哲学领域，作为人的表象和概念之完满根据的“原本”(无论它被表征为 本体、实在、最终根据还是真理)是哲学形而上学的论述起点和终点。(注：“原本中心 假定”是哲学上符合论的基础，按照罗蒂的描述，它关注的是一种“在那儿的实在或真 理”(the reality or truth out there)，它在时间、历史或主体表象之外。) 其二，在“文本流传”领域，每个被视为线性意义的传统都有其“原本”。它是原初 的“经”，是历史回溯意识的对象，是在传统发展中不断被复制性传递的硬核，是该共 同体中的人们自我认同的根据。(注：“文本流传”意义上的原本通常是“经”。按照 中国古人的看法，“经为本，传为译”。我在“从‘圣作贤述’看‘原本’概念”一文 曾专门从“文本流传”的翻译角度讨论等级性的“经-传”体制。该文刊载于《云南大 学学报》，2004年第5期。) 其三，在“文本流通”领域，被选中的外语文本也是“原本”。(注：“文本流通”是 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的术语。关于这个概念的讨论可参见我在《开放时代》2002年第6 期的文章：“处于传统与现代紧张关系中的文本流通”。我通常把它与“文本流传”概 念对比使用。)相对于上述“复制性传递”，它是“复制性移植”的对象。传统翻译理 论研究的大多是这种意义上的“原本”。 上述三个“原本”构成了三种知识形态的根基，我们也可以把这三种知识形态视为三 种翻译类型。在这里，“原本中心论”是“可翻译性”观念(translatability)的一个 共同前提。而所谓“可翻译性”，在认识论上就是所谓“可认识性”、“可再现或可把 握性”；在语言学上则意味着文本转换的语言条件；在解释学上则意味着“可理解性” 。 “原本中心论”有多种变体，其中之一就是对“第三文本”的承诺：即文本1可以转换 为文本2，当且仅当两者都以一个作为“第三文本”的原本为根据。本文的任务就是攫 取20世纪若干西方思想家的论述，考察这种“第三文本”承诺以及相关批评。 一、第三文本·上帝之眼 一般认为，“翻译”是译本对原本的模仿。但“模仿”本身就是个歧义概念。大体说 来，存在着两种模仿概念。一类是完全复制性模仿，在逻辑学中，它指示那种体现着彻 底同一性理想的“重言式”表达(tautology)，如A = A。而在非逻辑领域中，一个文本 的物理性复制，一个文本的心理复制(如在传统教育中强调的“背诵”)，(注：在笔者 参加的一次研讨会上，陈立胜先生曾专门讨论过“经典背诵”的意义。“背诵”的特征 是把“原本”以“原原本本”的方式在内心中完全复制下来，使背诵者成为原本的载体 。在任何传统型教育中，“背诵”都是“原本”持存的一种重要方式。利科在分析“神 话”时曾经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