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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突创说”与“渐创说”方法论利弊 　　摘要：汉字起源观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决定着古汉字研究的方法与成败，并深刻影响着上古史研究。“渐创说”认为汉字是广大民众在漫长历史过程中渐创积累的；“突创说”认为汉字是由少数人在有理论、有设计、有邃远目的的情况下在短期内一举完成的。我们研究发现，“突创说”更与史料相符，且具广阔的研究空间，“渐创说”与史料不符，且存在“史学为理论服务”的方法弊端。 　　关键词：汉字起源；渐创说；突创说；甲骨金文；六书；仓颉造字 　　H12 　　汉字起源观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决定着古汉字研究的方法和成败。由于古汉字是上古历史信息最全面、最深刻的载体，所以古汉字研究的方法与成败又深刻影响着上古史（神话史）的研究。因而我们必须选择正确的汉字起源观，摒弃错误的汉字起源观，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最终看到汉字起源与原理的真实状况，由此为上古史研究开辟道路。 　　一、“突创说”与“渐创说” 　　目前学界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汉字起源观，即“突创说”和“渐创说”。所谓“突创说”即认为汉字是由少数人在有理论、有设计、有邃远目的的情况下在短期内一举完成的。所谓“渐创说”即认为汉字是在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中由广大民众零散地、渐进地创造和积累的。 　　1.突创说 　　汉字“突创说”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传统信仰。其典型说法是黄帝时代“仓颉造字”的神话传说。该神话传说目前看来最早见于战国时期的赵国史书《世本?作篇》，其曰：“黄帝使羲和作占日，常仪作占月，叟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桡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作调历，沮诵、仓颉作书。沮诵、仓颉为黄帝左右史。”又曰：“史皇作图，仓颉作书。”宋衷注：“沮诵、苍颉，黄帝史官。黄帝之世始立史官，沮诵、苍颉居其职矣。”但后世多言仓颉而忘沮诵。又传说仓颉造字是“上天作令”并且是根据上帝所赐造字范本“丹甲青文”（《路史》）在短期内一举完成了古汉字原始系统的创造。“仓颉造字”属汉字“突创说”，这种传统信仰在“新文化运动”后被逐渐打入冷宫。 　　然而，近年来有不少学者根据考古证据再提汉字“突创说”。如姜可瑜先生在《殷墟文字形成假说》[1]一文中就提出我国最早的成熟的殷墟文字体系是在短期内由少数巫史一举完成的。该文内容主要有三：一是殷墟甲骨文已达相当成熟之阶段，字数近5000个，可识者近1000个，词类句法自有规范，已能记述相当繁富的社会生活内容，形成以象形为基础的方块汉字表意体系；二是大多数学者认为甲骨文体系至少需要几千年演进过程，有的还认为需要八千至一万年，然而检阅从仰韶文化到商代后期许多环节，除了一些零星的、幼稚的、简单的、原始的刻划符号或‘文字’外，根本找不到可与洋洋大观的殷墟文字相彼此的链条，实际上这个链条并不存在；三是商代的“少数特权分子”是殷墟文字真正的创造者和使用者，“汉字的产生不是等距离地、比肩式地、稳步渐进地运动过程，而是在短时期内急剧地、大量地产生的。这个时期，就是殷墟时期，亦即商代后期。” 　　李万福先生在《突变论――关于汉字起源方式的探索》[2]一文中也认为：“文字很可能是突破关键之后，在较短时期内创造出来的”。迄今在我国境内发现有书写符号的遗址共32处，其中殷墟符号约1500000个，约4500类；其余31个遗址中数量最多的是乐都?湾遗址，约679个，约114类；数量最少者为1个（多处遗址）。这31个遗址的所有符号加起来也不过约1446个。这就是说，从盘庚迁殷到武王灭商约300年间，殷人创造出1500000个符号，而从8000年前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到3300年前的殷墟遗址，其间经历4700多年，却只造出约1446个符号。合计下来，殷墟符号约占99.9%以上，其他符号约占0.1%。根据统计学原理，后者之数量、种类和增长速度均可忽略不计或趋于零，故殷墟文字理当是在短期内一举完成的。 　　李万福先生还运用比较法对全世界三大古老文字的起源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惊异地发现：三者都在原始符号与成熟文字之间存在“明显断层”。据此他指出：就像殷人迁到垣河之畔后就突然有了文字一样，苏美尔人也是迁到两河流域后就突然有了文字。一些学者假定，要么“这种文字是凭空制造出来的”，要么是“苏美尔人随身带来的”。[3]129殷人和苏美尔人都是从它处迁来的，没有发现比甲骨文和楔形文字更早的大量符号人们还有理由推断这是因为没有找到他们的‘来龙’。但古埃及人留下了从旧石器时期至文字诞生时期各个文化的堆积层，在这些遗址中，仍然只发现了与我国仰韶陶器符号相似的简单刻划，并且数量也不多。正如裘锡圭先生所说：“古埃及圣书文字、古代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和我们的汉字，都缺乏能够充分说明它们的形成过程的资料。”[4]2因而有人怀疑古埃及文字“是被一位熟悉文字的人当作一个统一整体一下子人为地创立的”[3]105。这与世界文字起源神话多相吻合。世界上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