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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明德实体书店匮乏是城市缺憾
龚明德实体书店匮乏是城市缺憾 作者简介:龚明德,民间读书和民办报刊的积极倡导者。四川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作家主要著作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笺评》(名著版本考据),《新文学散札》、《文事谈旧》、《昨日书香》(现代文学版本、文事考辨),《书生清趣》(随笔集)等。 编者按:略对藏书有研究的人都知道“南龚北姜”一说,即西南的龚明德、北方的姜德明(退休前任人民日报社出版社社长),两人都是藏书界的名人。蜀地谈“书”,龚老成为一个绝对的符号,他嗜书、喜藏书,对成都不少实体书店都很熟悉,如果你想了解成都实体书店近三十年的发展与变化,不如听听龚老讲这三十年来的记忆片断。 一个城市实体书店的多寡和所售新旧书刊的丰蹇乃至其悠久与否,都不能只简单地看作是世俗意义上商业经营方面的成败,它应该是判断一个城市文化底气的重要内在标志之一,与这个城市的公私藏书一样,展示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形象。 三十年悠悠,对成都的实体书店这个文化座标,我之所见,可谈可说的不在少数。 一九八?年代的超稳 我是一九八?年开始踏上成都这座古都的,当时是去位于城东的四川省图书馆特藏部查阅巴金著作的民国印本。因为与“书”有关,而且又是值得一记的愉悦回忆,不妨一说。 那时的公家图书馆,不像如今的追求经济效益。每次去重庆北碚图书馆和四川省图书馆,图书专职管理人员看了我的介绍信和工作证后,只要我一坐下,一摞我要查阅的老旧书刊便摆在了面前的桌上,有时甚至是堆满了半张大方桌。因为我是搞版本对比研究的,必须几个版本甚或十几个同一作品的不同文本逐本对照后,再做笔记。我还在北碚图书馆整本抄下了几本研究丁玲的旧书。为了证实我的抄本的真实,图书馆安排一位学养丰富的老人帮我逐字逐句核对后给我在抄本上注明“全文抄自……,属实”加盖图书馆公章。那时的巴蜀,对于刚进入学术研究领域的我,极有吸引力。 很快,一九八三年夏,我从湖北一所大学调到四川出版界任职,主要从事“五四”以后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艺理论书稿编辑工作。不能在上班时间去图书馆了,加之一次意外的在成都地区某大学图书馆的痛苦遭遇,我发誓要建造属于自己全权拥有且可以随时使用的书报刊库存,于是就跟实体书店发生了密切的来往关系,恰好成就了深入的实地考察。 一九八三年,我上班的地点从东城根街转到盐道街,与成都最大的新华书店“人民南路新华书店”相隔不远,看书买书也就成了家常便饭。那时的人南新华书店还是柜台制――用连接着的大半人高的柜台隔离着顾客,在一两米距离的柜台外面,看中了哪本书,再呼叫营业员,客气地请其帮忙取下。一般的规矩,连看三本,如果不买下一本,脾气不太温柔的营业员肯定要大声吼一句:“看书,到图书馆去!这是卖书的地方。”隔着柜台买书,我记不起我买过什么书了,但营业员的“惯吼”我却记忆犹新。 直到一九八?年代,成都的实体书店也只有国营新华书店一家,各个街道仅仅在新华书店前补加一个街道名,比如“人民中路新华书店”就是我们当时说的“羊市街新华书店”。我在这家书店买过《郁达夫全集》一套中的书信集。这书信卷是《郁达夫全集》的第十一卷,本来是不能拆开卖的,但我实在囊中羞涩,已经有了《郁达夫文集》一套,只想要这一本书信集,一看,是单本定价,就书封面朝下地丢给营业员,营业员忙着跟同事说闲话,照定价开了收款单,我忙付了款就把这一本书取走,生怕被发现拆散了他们书店的一套《郁达夫全集》。我敢预料那剩下的另外十本,就只有打折贱卖了。虽是小事,但也说明当年的国营新华书店的工作人员确有不够资质者,种种因素最后导致“国营新华书店”的彻底转轨。 一个经济体制的彻底溃散,有其必然性。国营新华书店的图书配送制实施了至少四十年,许多很有学术价值的专业书到不了专业研究人员的手中,直到大量的公家图书室随着“单位”的解散,原存图书当作废品处理,才使这些仅供相关专业人员使用的图书在闲置多年之后得以物尽其用,这就是本文最后要说的作为实体书店补充的书摊和网店涌现的客观原因。 一九九?年代的闹热 一九九?年代,全国各省市大批地涌现出生龙活虎般的民营实体书店,有专门零售的、有专门批发的,也有批发兼零售的。 就在我寓居的出版社宿舍大门外的玉林北街,几家民营书店便生机盎然地几乎连成“书店一条街”,其中李潘书屋和红帆妇女儿童书社就各占去三间铺面,颇具气势。 李潘书屋的两个主人之一,是刚从澳大利亚打洋工回国的一位小伙,天天开着一辆吉普车“进书”,又忙着大包小包地给大卖主送书,整个人一天到晚都在忙。另一个主人,不说也知道,就是李潘。李潘当时供职于成都电视台三十三频道,她在书店办了好几年后才从成都调到北京,在中央十台担任著名的“读书时间”节目主持人之一。不过,今年夏天美籍华人书店研究专家钟芳玲造访我的狮子山三?八工作室,说她曾就中国大陆的实体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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