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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享有刑法解释权可行性分析 　　摘要：法律解释在法律发展和司法适用中的地位已不容置疑，但是就法官的刑法解释权而言，到目前仍未在法律层面得到承认。理论上，我国的法律传统、刑法解释的思想、司法机关的职能要求及现行刑法解释体系的缺陷，无不体现出法官享有刑法解释权的合理性；实践中，此种解释已然存在于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故而赋予法官刑法解释权是可行的。 　　关键词：法官；自由裁量权；解释权 　　中图分类号： D926.2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2013　　“法律不是摆在那儿供历史性的理解，而是要通过被解释变得具体的有效。”[1]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的这句话，使我们清晰地看出法律解释对于法律的重要意义，可以说法律解释发展史几乎是与法律的历史同步的。具体到刑事领域，这个理论也是绝对适用，在我国其主要包括刑法立法解释和刑法司法解释，目的是为了使法律得到更好的适用，而法官是刑事司法活动即法律适用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其权力的设置不仅直接关系到该目的的实现，更是能够影响到中国司法的现代化。由此，本文将聚焦于司法解释领域，着重就法官的解释权这一核心问题进行浅要的分析。 　　一、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权是前提条件 　　自由裁量权，即法官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所拥有的相对灵活的自主判断和决定权。在现代的刑法理论中，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权早已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那么究竟这个理是什么？首先从刑事古典学派看，该学派以贝卡利亚为代表，认为立法者都是理性人，他们能够对社会存在（包括将来要发生）的一切犯罪行为都做出完美的规定，故而极力推崇成文法典。在贝卡里亚看来，当一部法典被制定出来并生效后，即应得到逐字遵守，法官唯一的任务就是判断公民的行为是不是符合成文法律，此即我们所熟知的三段论式逻辑推理方法。由该观点可以看出，刑事古典学派主张绝对的限制法官权力，由此即形成了曾经在欧洲大陆风靡一时的绝对罪刑法定主义思想，并对当时的刑事立法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而实证学派则要现实得多，他们认为，立法者的理性能力有限，不可能将犯罪人的人格特征及其处遇措施在一部刑法典中预先加以规定[2]。该思想即正确地反映出刑事法典的现实缺陷：由于立法者能力的限制以及社会变化快等原因，使得刑法的滞后不可避免，总是会存在一定程度的粗糙和不足。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指导思想，使得罪刑法定的理论发生转变，并逐渐发展到我们现当代社会所普遍熟知的相对罪刑法定原则，本质的内涵即是赋予法官一定程度的酌情裁量权。不可否认，法官自由裁量权在现实的存在也确实是有其价值[3]。就刑法规范本身而言，随着社会的进步，立法技术已经有很大程度的提高，但基于文字的局限性，再精准的语言都可能出现理解上的差异和思维的不周延，极易造成成文法典的缺陷。而且，刑法典中大量使用的专业术语与大众语言之间的距离，也需要法官在此时作为桥梁以很好地发挥其协调作用。同时，从规制对象方面看，哲学上认为事物发展变化是永恒绝对的，而人类在历史长河中某个阶段对事物的认识能力却是有限的，这就导致再有智慧的立法者也不可能对将来社会的发展以及可能出现的危害社会的现象做出准确完美的预测，无论法律规范怎么完善，都无法将所有需要调整的犯罪行为都一一规定在刑法典中，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要解决这些矛盾，以最终实现刑法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民的目的，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就显得必不可少。 　　二、法官享有裁量权可行的支持性理由 　　（一）传统之引导 　　对法律进行解释是我国古代即已存在的历史传统，最早见于“徒法不足以自行”理论的提出，意指法律的制订实施，并不代表就能自动适用，仍然需要发挥人的协调作用。继而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晋武帝颁布《晋律》后，张斐、杜预在总结历代刑法理论以及立法经验和司法实践的基础上（1），对该部法律作注并与法律具有同等的效力，以至于我们现在提到《晋律》时通常都会称之为“张杜律”。提到古代的法律注释，唐高宗时期对《永徽律》所做的逐字逐句解释就是绕不开的部分，这是集当时全国律学人才和众多官吏之力量对主要的法律原则和制度做了大量研究而做出的精确解释，后与《永徽律》合编在一起，称为《永徽律疏》，是中国封建制法律的典型代表和封建立法技术达到最高水平的标志。尽管这些都是属于封建时期的法律传统，严格来说并没有形成完整的法律体系，但通常认为其所体现出的法律精神即使放在今时也不会落后，而且在古代并无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之分，这些法律注解大多都是由封建官吏做出，现代法官的职责都包括在他们所享有的职权中，即可以说法官的解释在我国古代就已是存在的，同时这也可以作为对学者所提出的我国不存在法官解释法律习惯之理由[4]的反驳。退一步讲，即便我国不存在法官解释的传统，是否就能以此作为反对赋予法官解释权的理由呢？习惯总有其开始的地方，如若总是否定，岂不意味着我国的法官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