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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雅典民主制历程”上方 　　【关键词】雅典，民主制，历程，战争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11—0035—06 　　从公元前594年，梭伦建构民主制基础算起，雅典民主制已历经2600多年。关于雅典民主制的原始材料主要有四类：一是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普鲁塔克的历史著作，二是柏拉图、色诺芬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著作，三是民主制中，后期的戏剧剧本和演说词，四是考古挖掘的民主制中后期的铭文等文物。这些为数不多的原始材料，时间跨度达两三个世纪，在叙述雅典民主制时，有的语焉不详，有的属于文学体裁，有的则属于哲学论述。美国学者邓恩就指出，讲述雅典的民主制故事，面临着政治制度本身的模糊性、史料证据的零散性和历史的延续性等三个障碍。所以，讲述雅典的民主制故事，很容易“剑走偏锋”，离其自身渐行渐远。如忽略史料的时间维度，将公元前4世纪的史料用于描述公元前6世纪的社会现象，就会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因此，要想了解真正的雅典民主制故事，需要站到雅典民主制历程的上方，准确理解与运用原始材料，才有可能窥得雅典民主制的全貌，还原雅典民主制的原貌，更好地理解雅典民主制的精髓。 　　一、民主，被“脸朝后”拖上政治舞台 　　邓恩认为，雅典的民主制是脸朝后被拖进来的。他指出雅典确立民主制，“并非是通过让人们遥想那光辉的往昔，或是使其听众回想起他们有意追寻的荣耀，回想起他们已急于归属其中的光辉”。雅典的民主制不是雅典公民有意为之。不论是梭伦，还是克里斯提尼，其立法初衷，都是为解决现实问题。雅典民主制登上政治舞台，完全是时事逼迫的“应景之作”。 　　雅典能够确立民主制，有其独特的客观因素。这些客观因素以“经济总量的规模小”和“广泛的集体与参与意识”为主，它们共同形成了雅典民主制的“幕后黑手”。 　　“雅典全城到处挤满民众，人群从各方拥往阿提卡地区要过安全的生活，整个国度的土地贫瘠作物的产量很低，海外的商人不愿将货物运进来，因为没有可供交换的东西”。“希腊和小亚细亚沿海地区连绵不绝的山脉，不仅限制了当地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还把乡村隔成了互不相连的小块”。土地贫瘠，经济不发达，经济总量相对较小，严重限制了贵族的财富占有量，加之雅典贵族间矛盾复杂，不能形成合力等。这些决定了雅典没有一个家族拥有足够的财富，以建立系统的官僚体制和有规模的军队。 　　此外，雅典公民还具有集体意识和参与意识的传统。雅典地域狭小，且常面临外邦威胁，军事冲突不断，而战争需要全体公民参与，由此形成了集体意识和参与意识的传统。“（梭伦）认为每一个市民（公民），不应该对于公众利益抱着漠不关心和置身事外的态度，只是一心想要保障私人事务的安全，或是对社会的骚乱毫无知觉而感到沾沾自喜”。雅典人甘愿为城邦做一切事情，他们将城邦视为是“能借以全面实现其精神、道德与理智能力的唯一框架”。浓厚的集体意识和参与意识，促使雅典“公民积极地参与城邦管理，并且认为那就是实现自己的价值”。 　　贵族势力均衡且矛盾激化，将梭伦推上了政治舞台。梭伦改革奠定了雅典民主制的基础。一般认为，梭伦改革的背景是贵族与平民间矛盾的激化。其依据为《雅典政制》：“发生了显贵阶层与大众之间长时间的派别之争。……要是他们（六一农）未能交纳地租，他们本人及其孩子就会被掳去，并且，所有的借贷均是以人身为担保。”但如果我们详细阅读《雅典政制》等原始材料，就会发现当时的矛盾错综复杂，既有贵族与平民间的矛盾，也有贵族间矛盾，更有因政体追求不同的党派矛盾。“派别之争十分激烈，而且各个派别长时间地相互对峙”。雅典人又陷入政争的古老危机之中，这个国家有许多对立的党派如同形形色色的地貌：“山地的居民倾心于民主政体，平原偏向寡头统治，生活在海滨的人民向往一种混合的政体。他们都在尽力防止另外的党派占优势……”。为数众多的农民心怀不满，贵族世家相互寻衅结怨。因为“他们担心哪个家族会提出缓和贫穷的诉求，试图赢得赤贫的农民和其他团体的支持”。所以，历史最终选择了没有卷入矛盾的梭伦，赋予其改革法律的大权，以缓解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 　　可见，梭伦执政的主要原因，应是贵族间妥协的结果。贵族与平民间的矛盾，只是加快了梭伦上台的步伐。成为执政官的梭伦，在不触动原有政治结构的前提下，开始创造性地解决当时棘手的难题：用“解负令”缓解富豪与贫民间矛盾，给平民以参政和申诉的机会，用财产限制国家重要公职人员的范围等。 　　为联合平民战胜对手，雅典民主制逐渐走向繁荣。如果说梭伦上台是各派贵族妥协的结果。那么，克里斯提尼则是在平民支持下执政，的。梭伦改革十几年后，雅典国内动荡加剧，“原因不在于梭伦的改革不可行，而在于贵族自相，争伐，意图掌控整个民主制度”。这两个人（克里斯提尼和伊萨哥拉斯）都全力以赴，力图夺取最高统治权，而克里斯提尼发现自己在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