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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参与式预算现状分析 　　摘 要：参与式预算是晚近在公共预算领域兴起的一种由公民直接参与到公共财政资金分配过程中的新型预算决策机制。它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巴西，后来被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多国所借鉴。我国的浙江温岭首先于2005年在“民主恳谈”的基础上进行参与式预算改革，此后无锡、哈尔滨、焦作等地也先后推行参与式预算并且取得了不少的成功经验，但是参与式预算在我国的进一步发展也存在着一些障碍。 　　关键词：参与式预算；温岭；泽国模式；新河模式 　　中图分类号：D9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5-0096-02 　　一、“参与式预算”释义 　　参与式预算是晚近在公共预算领域兴起的一种由公民直接参与到公共财政资金分配过程中的新型预算决策机制。国际行动援助组织将参与式预算概括为：参与式预算就是在公共预算的各个阶段（制定、审批、执行和评估），采用有效的创新方法，加强公众对预算的参与，创造公众参与的环境和机制，注重公众参与的能力建设[1]。国内学者对参与式预算的定义没有统一模式，但都大同小异，基本上围绕“公共参与”这一参与式预算的核心要素进行论述，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张学明认为，参与式预算是指公民以民主恳谈为主要形式，参与政府年度预算方案讨论，人大代表审议政府财政预算并决定预算的修正和调整，实现实质性参与的预算审查监督[2]。 　　温岭市作为我国地方政府积极探索参与式预算的典型地区，其参与式预算的实践已经取得了学界公认的成绩，作为温岭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张学明先生对参与式预算所作的概括即是从当地的实践出发的。而参与式预算的理论及其实践本身是源于域外的舶来品，学界普遍认为参与式预算的发源地为巴西，①其发展历程被概括为三个阶段：1989――1997年为第一阶段。1988年，属于左翼的巴西劳工党开始在市政层面推行公民参与预算。最先在累西腓市开始，不过最初不是很成功。1989年，劳工党在阿雷格里港市推开公民参与预算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其实践也在1990年正式获得了“参与预算”的称号并逐渐引起广泛的国际关注而成为参与预算的国际样板。此后，参与预算逐渐被推广到巴西的其他城市，但数量有限。第二阶段为1997―2000年，这是巴西参与式预算逐渐巩固的阶段，在这一时期，参与式预算在巴西的其他地区不断扩展开来。2000年至今为第三阶段，由于巴西的参与预算引起了广泛的国际关注，从这一时期开始不仅其他拉美国家纷纷引入巴西的公民参与预算，北美的加拿大，欧洲的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亚洲的中国以及一些非洲国家的城市都在不同程度上借鉴和吸纳了巴西公民参与预算的经验[1]。 　　二、参与式预算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以温岭参与式预算改革为基础的分析 　　（一）温岭参与式预算兴起的动因和背景 　　现代社会公共财政模式下财政资金的最重要目的在于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它牵涉到全社会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因此直接关系到公共财政资金的汲取及使用的国家预算权力的行使与整个预算过程就必然要遵从人民的意愿，接受人民的监督，这是预算民主原则的要求。在现代社会，人民行使自己权力的方式不外乎直接行使与通过选举民意代表组成代议机构来代为行使，由此，便产生了实现预算民主的两种不同路径：一种便是代议制下以代议机构为主体的所谓议会主义模式，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包括我国在内即是这种模式的典型。在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权力机关，人民通过选举人民代表组成人民代表大会的方式来行使自己当家做主的权力。预算权可以大体分为预算编制权、预算执行权、预算审查与批准权以及预算监督权，按照我国《预算法》的规定，行政部门即政府掌握预算编制权与预算执行权，并有权提出预算调整案，而立法部门即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则掌握预算的审查与批准权以及预算监督权，因此我国的预算民主最主要的就体现在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通过掌握预算的审查与批准权以及预算监督权而对政府预算活动的控制上。而在我国的这种现行预算管理体制下，预算编制、审查、批准、执行、调整以及监督完全由国家公权力掌控，普通民众一般是被排除在整个预算过程之外的。预算的编制、执行与监督缺乏民众的直接参与，再加之我国行政部门预算编制粗疏、人大审议期限较短、人大代表代表性不足、预算监督虚弱等体制及技术原因，各种形象工程与政绩工程的盲目上马、公共财政资金的浪费、民众亟须的公共服务不能及时提供等现象屡见不鲜，由此，另一种实现预算民主的路径便呼之欲出，这就是由民众直接参与到预算过程中的参与式预算。因此也可以说，现有制度的不足及预算民主的要求乃参与式预算在我国兴起的直接动因。 　　位于浙江省的温岭市于2005年开始在我国率先“试水”参与式预算，如前文所述，温岭的参与式预算实践被总结为公民以“民主恳谈”为“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