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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基础教育课程编制文化性研究 　　摘 要：在基础教育改革中，课程始终是改革的核心问题。但是，课程编制还没能引起人们太多的重视。事实上，它关乎着课程各个领域的健康与发展。传统的课程编制模式已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因其往往没有考虑文化性。为此，我们需要在吸收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从课程文化体系、课程文化结构、课程文化模式等多方面，构建出符合我国国情和文化特色的课程编制策略。 　　关键词：课程；课程编制；文化性；民族文化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0X（2013）06-0008-03 　　课程是课程编制的主体内容，而课程编制则是课程演变、实施和评价的方法准则。课程编制的涵义大体上包括对人生活动的分析，对教育目标的分析，对儿童身心发育状况的研究，对教学科目的安排和各科教学时数的分配，对教材教具的选择和评价等等。 　　一、课程编制及内容设计中的文化选择 　　对于“文化”的理解，可以从两个层面上加以定义。广义上，“文化是指与自然物相区别的、人所创造的一切财富的总和”；狭义上，“文化指人的精神、态度、意识、价值、意义等”。此外，教育研究者们从不同维度对文化的构成作了多方面的探讨，总体可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三个方面。 　　对于课程内容设计中的文化选择，取决于人们基本价值的取向。卢梭认为乡村学校对课程内容选择的主要标准是“所学的知识要有用处……真正有益于我们幸福的生活”，他特别主张设置自然课程内容，而排斥人文学科知识。而在我国古代，以孔子为代表的教育思想家，则主张培养“君子” 和“贤人”，强调品德修养，而忽视对自然科学和生产知识的学习。这些都是典型的例子。 　　我国基础教育课程内容中的文化选择，应在吸收现代科学技术新成果的基础上，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加强同他国课程内容中优秀文化因素的交流与融合。因为，“课程是生活世界的有机构成，而不是孤立于生活世界的抽象存在”。课程内容中的文化选择只有处理好了统一与兼容、继承与创新、竞争与合作、张扬个性与顾全大局等方面的关系，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课程的“工具”角色，推动基础教育的快速、健康发展。 　　二、我国基础教育课程编制的文化性缺失 　　早在20世纪20年代陶行知就曾指出：“中国向来所办的教育，完全走错了路：教他人离开乡下往城里跑，教他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盖房子不种林。他教人羡慕繁华，看不起务农”。这深刻揭示了我国课程编制的本土文化缺失的现状。主要表现有：民族性文化欠缺、地域性文化匮乏、文化背景的差异性淡漠。其中，文化背景的差异性又包括学生之间、民族之间和国家之间文化背景的差异性。 　　以往课程编制中文化性缺失的主要表现在于：第一，课程编制目标的一维。当前，我国基础教育课程编制目标还只停留在知识目标的一维表述上，如，只注重知识的学习，分数的高低，而忽视了能力的培养，个性的发展以及良好道德素质的养成。第二，课程编制模式的统一。长期以来，我国在教育上一直实行中央集权制，以至造成了课程编制模式的统一，出现了工厂式的教育。长此以往，学生只能消极被动地沿着课程指定的路线行走，而其自身的潜力和创造性将被压抑和吞噬。此外，具有丰富教育实践经验的教师却经常被排斥在课程编制之外，很少有发言权，致使课程编制始终处于一种固定的、不可超越的阶段。如我国中小学一直执行统一的课程方案，以致出现了 “千校一面，万人一书”的局面。第三，课程编制内容的保守。即课程所体现的文化取向与学生所接受的现代新潮文化不相适应；课程的重心更加偏重于文化的传承，而对学生创造力的培养有所忽略；多样化与个性化教学方式欠缺等。 　　三、国外课程编制模式的文化性范例分析 　　课程编制模式是在一定的价值哲学基础上所构建起来的课程选择、组织、实施、评价的程序及步骤。西方国家的课程编制模式有着比较完善的理论基础和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而我国的课程编制却仍处在以教科书为中心的阶段。所以，分析西方课程编制模式，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共创模式。此模式在国家课程目标指导下，强调作为主要行政主体的地方享有高度的自主权，鼓励地方完全自主开发、实施和管理本地区的课程，并采用解题的模式，把当前教育的实际问题和需要当成课程改革的首要价值目标，把诊断社区需要作为课程开发的第一步，所以，具有很强的地域性。 　　情景模式。此模式普遍采用文化分析法和情景分析法，赋予了课程文化选择和传播的职能，在社会文化背景基础上和学校教育的具体氛围中，把握课程编制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这一模式由五个阶段构成：（1）分析情景；（2）确定目标；（3）设计方案；（4）解释与实施；（5）检查、评价、反馈与重建。情景模式不仅强调学校课程编制平台的重要性，而且重视学生的主体性和教师的主导性；既彰显学校的文化特色，又满足学生的文化需求。此外，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