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制度实践社会学分析.docVIP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制度实践社会学分析 　　摘要：基于对北京市C救助站的个案调查，以实践社会学为理论指导，比较分析我国救助管理制度的核心理念从“收容”转向“救助”的转变，尤其对实施过程中的实践逻辑进行了深入探究。研究认为，救助管理制度在运行中，其实践逻辑发生了偏误。要完善救助管理制度，不仅要充分调动社会救助主体的积极性，加强部门合作，而且要从理念上升为行动，确保制度的执行。　　关键词：救助管理制度；实践社会学；救助站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2）03?0054?06　　历史上，中国的流浪乞讨现象一直存在，不同的阶段有着相应的应对措施。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1）后，政府立即宣布废除了执行20多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并以超乎常规的速度高调出台了新的管理办法《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该举措一经宣布，立即受到海内外的广泛关注，一时间，舆论哗然，好评如潮，被誉为新一届政府的以人为本、发扬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的典范之作。然而，该制度实施至今已有七载，但是为什么北京街头还有如此之多的流浪乞讨人员？新制度对这一群体的境况究竟有何改变？这引发了笔者对救助管理办法的思考：其实施情况怎样，实施效果怎样，制度对于北京城市流浪乞讨人员到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一、实践社会学的基本理论　　目前，有关救助管理制度实践效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救助管理制度的评价、流浪乞讨原因及流浪乞讨人员生存状态的研究、对救助管理制度运行困境的分析及其对策等方面。本文试图以“实践社会学”为理论指导，以“救助管理制度”本身为出发点和切入点，分析我国现行救助管理制度出台的背景、出台的目标等，从新的角度发掘救助管理制度产生的问题及其原因，并提出改进思路。　　布迪厄的实践理论构建了一种社会实践的理论模式。他认为，我们对实践活动所作的解释必须将惯习及其历史条件与实践所发生的当前客观环境紧密地结合起来，这可以通过科学的研究工作来实现。[1]布迪厄认为，实践是具有逻辑的，但实践由于其现实紧迫性、条件的局限性、时间的指向性等而根本不具有理论逻辑的明确性、机械性与连贯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实践逻辑不可能揭示出来。在布迪厄看来，实践逻辑是隐藏在实践活动中的深层次的生成原则，而不是规范行动的规则。这些生成原则将实践活动中的思想、感知和行为构成一个整体，并且也只有这样，才使得实践活动成为可能。[2]402　　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提出了构建“实践社会学”的理念。他认为，只有运用动态的实践社会学的框架才能科学地分析与诠释当代社会的实际问题。以实践形态的社会现象为对象的社会学研究，是一种与静态结构分析相当不同的研究途径。把实践社会学的相关理论运用到解释救助管理制度的运行中，这对于研究救助管理制度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理论视角。　　二、C救助站的实践社会学分析　　（一）制度预期：救助管理制度的分析　　对比收容遣送办法和救助管理办法不难看出，救助管理办法是对收容遣送办法的最直接的、有针对性的改进。首先，为了保障人权，救助管理办法强调了保障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基本生活权益，而不是收容遣送办法的以维护城市社会秩序和安定团结为目的。救助管理制度规定，“为了对在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实行救助，保障其基本生活权益，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制定本办法”（2）。其次，因为利益的驱动，一些地方出现了向受助人员及其家属收取各种费用的现象，为了治理乱收费现象，救助管理办法不仅明文规定禁止收取费用，还把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保证救助工作有充足的资金。救助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及时救助流浪乞讨人员，并应当将救助工作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予以保障” （3）；“救助站不得向受助人员、其亲属或者所在单位收取费用，不得以任何借口组织受助人员从事劳动生产” （4）。再次，20世纪90年代以来，收容遣送的范围不断扩大，远远超出了流浪乞讨人员的范畴。在北京，1999年收容人数达到149359人。这种收容数量的增加不是因为流浪乞讨人员的增加，而是大量进城就业的农民被当成了收容遣送的对象。强制收容是对被收容者的自由、尊严和权利的剥夺，更有甚者威胁到了被收容者的生命安全。[3]为了改变强制收容带来的忽视人权等负面影响，救助管理办法变强制收容为“自愿接受救助”。第四，为了防止工作人员对受助人员的过度管理，杜绝工作人员对受助人员进行打骂、虐待行为，减少救助站工作人员的权力，救助站的工作理念从“管理”变为了“服务”。人文关怀精神是救助管理制度的核心。　　从上述四个方面的改变可以看出，救助管理制度的理论逻辑清晰、明确，救助管理办法的实施充分尊重受助者的人权，体现了政府执政理念的转变[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