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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视角下流动儿童城市融入初探 　　摘 要：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民迁移和流动儿童居留城市是社会发展的趋势。流动儿童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受到社会排斥、家庭弱势、社区隔离、学校差异、社会工作发展不足等因素的影响而陷入融入的困境，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需要个人、家庭、学校、社区等的努力，更需要一个平等、包容的社会制度环境以及专业的实务工作。社会工作带着全新的问题解决视角与方法技巧，整合各项社会资源，直接为流动儿童开展服务，促进流动儿童更好、更快地融入城市。 　　关键词：流动儿童；城市融入；社会工作 　　一、概念界定 　　1、流动儿童 　　目前，我国学术界对流动儿童这一概念尚无统一界定。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本文中的流动儿童倾向指0～14周岁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流入地暂时居住半年以上的农村学龄儿童少年[1]，又称流动人口子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打工子弟等。 　　2、城市融入 　　城市融入即指流动儿童进入城市后，在城市成长、就学、生活、与城市人交往互动，并且完成了与社会融合的社会化过程，直到有一天他们不仅在客观上拥有与城市人一样的生活条件、良好的群体间关系、适应了城市社会生活模式，而且在心理上认同城市、对城市有了归属感，那就达到了我们所说的融入了城市。 　　二、社会融合 　　用戈登的族群融合理论看，流动儿童在城市社会的融合还处在初级阶段。因此，本文主要从身份认同融合与结构性融合这两方面做初步探讨。 　　1、身份认同融合 　　身份认同是一个人处于族群交往的场景中，如何给予自己定位。按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的观点，一个族群的成员身份，是一种社会定义，是成员的自我认定和其他族群对之认定这两者的相互作用[2]。也就是说，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是其与城市居民相互确定而建构出来的。流动儿童作为民工子女，在其尚未实现自立之前只能依附于其父母的身份归属。而流动农民进入城市社会后，在一系列的行为表现和认知表征中，他们逐渐被标签化，成了一个他人认同和自我认同都高度一致的农民工群体。附着在农民工这一标签下的群体特征主要有：肮脏、粗鲁、不遵守城市规则、愚昧等[3]。农民工虽然不是一种法定的户口性质，却奠定了进入城市的这群人的社会身份，导致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在拉大。流动儿童在一定程度上也遭受着类似其父辈的、连带的处境。当然，流动儿童较其父辈有特殊性，父辈的社会身份限制了他们的身份认同，但并不决定着他们社会身份以及心理认同的不可变更性。影响着流动儿童身份认同的其他因素还应该包括外界环境对这些流动儿童的特别限制。如：流动儿童集体性地就读在民工子弟学校，一定程度上也加深了他们群体内部间的认同。他们也会因此把自己与其他群体区别开来。 　　2、结构性融合 　　结构性融合是指不同族群成员之间出现比较亲密的私人接触，并嵌入对方的日常初级群体生活之中。两群体间的融合需要一个群体普遍地被另一个群体在日常生活和私人领域所接受，这种接受需要彼此成员间多数人的亲密往来（即社会交往） 而交往的前提是两群体成员之间有接触的机会[4]。因此，群体间的接触机会就成了融合的前提条件，对流动儿童来说，主要有三种因素影响着他们与城市人口群际间的接触机会：交往环境、交往动机和中介群体。在交往环境方面，由于农民工的居住范围相对狭窄和不稳定，其与城市居民在居住区域上的距离和差别，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民工子弟的活动范围。在交往动机方面，不少流动儿童纷纷表示他们愿意与城市儿童交朋友，然而他们的朋友圈中却极少有城市儿童[5]。中介群体主要指流动儿童的父母和老师。然而，前已提及，流动儿童的父母本身便已经被边缘化、标签化或者说自愿性隔离了，他们的交往取向影响了子女的交往对象选择，产生不了群体间融合的力量和效果[6]。老师中会有两种可能，如果是农民工，那么他们至多产生如同流动儿童父母一样的作用；而如果是当地居民，则有可能在师生间产生出亲密的交往，但由于教师的的职责在于教书育人，教师的权威感和震慑力也容易让学生觉得不易接近，所以这种交往不一定能产生融合。因此，我国研究者们一致认为，流动儿童城市适应状况较差，城市社会融合度不高，还是城市的边缘人，未完全融入到城市生活中来[5]。 　　三、影响流动儿童融入城市的因素 　　1、社会排斥 　　社会排斥从根本上影响流动儿童融入城市。社会排斥是指某些个人、家庭或社群缺乏机会参与一些社会普遍认同的社会活动，被边缘化或隔离的系统性过程，这个过程具有多维的特点，并表现为被排斥者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及心理诸方面的长期匮乏[7]。流动儿童进入城市，主要受到制度与文化的双重排斥。首先，是以户籍制度为中心的制度上的排斥，流动儿童的户籍弱势使他们从一开始踏入城市就面临着融入城市社会的无形的制度性障碍。其次，流动儿童面临的文化排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城市居民（包括城市儿童）对流动儿童及其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