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控股公司管理人员隐瞒代管国有资产销售款可以构成贪污罪.docVIP

国有控股公司管理人员隐瞒代管国有资产销售款可以构成贪污罪 　　本文认为，张某出任某仓储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之职务，应当属于受“委派”的国家工作人员，其利用职务之便，将所占有的应属国家资产的50吨铝锭私自售出，并在事发后隐瞒10万元的收入，意在占为己有，应构成贪污罪。具体理由如下： 　　一、张某的行为侵犯了公共财物所有权 　　犯罪客体是犯罪行为所侵害的、为刑事法律所保护的利益。贪污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侵犯了公共财物的所有权，又侵犯了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正常活动以及职务的廉洁性。在刑法学研究中，犯罪客体和犯罪对象之关系极为密切。马克思在论述盗伐林木罪时曾说过：“林木占有者的利益之所以在林木受窃时受到了损失，只是林木遭到了损失，而不是权利受到侵犯。只要罪行的可以感觉的一面触犯了林木占有者的利益，犯罪的实质并不在于侵害了作为某种物质的林木，而在于侵害了林木的国家神经――所有权本身，也就是实现了不法意图。”[1]因此，犯罪对象之性质，往往亦能反映出犯罪客体之具体归属。以本案而言，倘若张某退休后，受聘于某外资公司，那么其私自变卖50吨铝锭的行为将另当别论，即如果是利用了职务便利就构成职务侵占罪，如果没有利用职务便利，则可能构成盗窃罪。因此，确认该有限责任公司的产权性质便显得格外重要。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逐渐改变了单一制的全民所有制经济成分，国有公司、企业大量转型为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企业。在对这些控股、参股公司企业是否是国有企业的定性上，理论界存在着两种观点：“国有全资说”和“控制支配说”。国有全资说认为，中国现在推行的是市场经济体制，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公司的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本为限对其债务承担责任。因此公司一经成立，就具有完全的、独立的法人地位，其法律地位不受出资者性质的影响。国家作为出资者将自己的财产交给公司后，只按其持有的股份享有股东权利。因此，只有国有独资公司才能称作国有企业，国有控股公司、参股公司不能称作严格意义上的国有企业。与之针锋相对的是“控制支配说”，即认为国有公司是指财产完全属于或者相当一部分属于国家所有并且国家对全部财产具有控制支配力的公司。[2] 　　本文赞同“控制支配说”，其原因在于该说有明确之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支持。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可见，控股权归属决定了股份制经济的性质。我国《审计法》第22条规定：“对国有资产占控股地位和主导地位的企业的审计监督纳入与其他国有公司、企业相同的审计监督体制。”《审计法》中虽然没有将国有控股企业明确称为国有企业，但其将“国有资产占控股地位和主导地位的企业”纳入与国有公司、企业相同的审计体制，其本意显然是为了对国有控股公司中含有的国有财产进行更有效的法律保护。而财政部在2003年做出的《关于国有企业认定问题有关意见的函》中则明确认为：从企业控制力的角度看，“国有公司、企业”还应涵盖国有控股企业，其中，对国有股权超过50%的绝对控股企业，因国有股权处于绝对控制地位，应属“国有公司、企业”范畴；对国有股权处于相对控股的企业，因股权结构、控制力的组合情况相对复杂，如需纳入“国有公司、企业”范畴，须认真研究提出具体的判断标准。另外，该说也大致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因为无论是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以及工商银行等上市公司，都含有不同比例的非国有资本成分，但司法实践中，没有人会因为这些上市公司中国有资本没有达到100%之比例，就否认上述上市公司属于国有企业。如中石化集团下属设计站员工陈某，利用负责该站采购费用报销的职务便利，采取虚假发票报销入账的方式侵吞公款，被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以贪污罪进行定罪处罚；又如中建电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某在负责合约估算、物资采购工作中，因收受回扣款被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以受贿罪进行定罪处罚，都无一例外地反应了刑法在对于这些国有资产占控股地位的企业性质的认定。就此而言，将国有控股以及相对控股企业作为国有企业自然也是言之有理，持之有据的。 　　综上所述，结合本案具体情况，国有资产股份达60%的仓储有限责任公司就应该称作国有企业。张某将原国营仓库中50吨铝锭私自卖出的行为侵犯了公共财产的所有权。 　　二、张某符合贪污罪的犯罪主体要求 　　立法将贪污罪的主体规定为国家工作人员，但在理论上，就其主体的本质特征形成了不同的学说。各学说之间各有侧重，也各有不足。“利用职务便利说”并未揭示出贪污罪的本质特征。“公共财物说”将所有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均认定为贪污罪的犯罪主体，虽然有利于保护公共财物所有权，但其严重违反了刑法的谦抑性，有浪费司法资源之嫌。“从事公务说”虽然很好地概括了贪污罪的主体特点，且把客观方面的“利用职务便利”、犯罪对象的“公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