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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基础系统性思考 　　法治信仰的形成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它受到一系列条件的限制，特别是法治实际运行状态的限制，急不得。形成法治信仰不是单靠教育就能解决的事，归根结底决定于法治实际运行状况。法治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法学教育，缺了哪个环节都不能奏效。 　　任何信仰都需要有基础，法治信仰也是如此。法治信仰不是迷信，不是要建立法律拜物教，它建立在法治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的基础上。如果法治状况很好，有符合实际的立法、严格的执法、公正的司法，无论人民还是政府都认真遵守法律，依法办事，把法律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自然法治信仰就会确立。反之法治状况不好，有法不依，法律只不过停留在纸面上，或者法律的执行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则法治信仰难形成。法治信仰不是凭空建立的，它需要一定的物质保证，也需要一个过程。 　　规则之治 　　从形式意义上讲，法治指的是规则之治，法治信仰实际上就是对规则的信赖，讲规则、按规则办事。一切规则都起源于人们的个别行为，只是在这些个别行为反复出现的基础上才形成了规则。当个别行为出现的时候，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完全个别处理，而是按照已经形成的规则办事。这样做，可以避免个别处理容易出现的任意性和偶然性，从而使解决这类问题可预期。因此，规则之治是人类调整社会关系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标志。对规则的信赖实际表明对以往经验所形成的认识的尊重。法律的产生也是这样，我们所熟知的法律起源的原理是，在人类发展的很早阶段，产生了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种统一的规则固定下来，这种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然后就形成为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出现了国家。 　　由于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因此对规则的尊重也意味着对国家权威的尊重。在世界各个民族法律产生的过程中，几乎无例外，最早出现的都是习惯法，无论是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是制定法还是判例法，都是这样。这些习惯法世代相传，恒久不变。凡是出现了类似的情况，都会有相同的处理。在古代社会和中世纪大体都是如此，这种状态延续了几千年。中国古代社会所形成的“三纲五常”，“天不变道亦不变”，就是以习惯为基础的规则之治的写照。 　　当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后，规则之治则具有特殊的意义。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并不是来源于“日升而起，日落而归”的习惯、固有的规则，而是来源于人类的创造，它们经过反复的试错，付出过沉重的代价，正因为如此，体现这种可预期的法律在现代社会就显得十分重要，人们必须按照事先制定的规则行事，而不是按照习俗，只有这样，才可能在一个高度工业化的社会创造出比以往所有社会的全部生产力大得多的成就。 　　可预期是习惯和法律共有的属性，但是习惯的可预期来源于人们长期面对面的互动所形成的共识，相互熟悉，习以为常，而现代社会法律的可预期则来源于工具理性。有时建立在工具理性基础上的法律甚至可能和地方习惯、和人们的常识完全不同，按习惯行事甚至会违背法律。这就是现代社会或工业社会的根基。没有规则或者有规则但不尊重规则，规则没有权威，建立现代社会、工业社会是根本不可能的。 　　当前中国社会形成法治信仰，建立“规则之治”，有来自两个方面的阻力，一个阻力来自个人特别是当权者的任意，另一个阻力则来自于习惯。这两方面的阻力虽然表现形式不同，甚至经常听到相互指责，但它们又相互作用，互为因果。 　　对规则之治的这两种阻力，无论是人治还是习惯都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人治”来源于强人政治，产生于对紧急状态、复杂局面的掌控，特别是在战争年代，需要权力集中，如果权力分散、事事走程序，讲民主，会贻误战机，丧失主动。但是在和平时期，在正常状态下，如果仍然不讲民主法治，不尊重规则，把处理紧急状态所使用的集权的方法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则会使正常的社会秩序乃至人们的安全感都受到威胁。 　　而习惯来源于人们长期形成的生活方式，人们做出某种行为出于经验的积累，是自发的、无意识的。但是任何习惯都有它产生的环境，习惯只不过是这种环境的内生物，是其中的内在规则，在一个人这样做的时候，其他人由于相互熟悉的缘故，会有预期，相安无事，不会影响其他人的行为。但是一旦改变了环境，特别是随着城市化、工业化，随着人口的密集化，面对复杂的城市管理、经济管理，固有的习惯已经失去了内在规则的地位，再按照自己的习惯，无视规则之治，整个社会必然会陷入混乱之中。当然，即使在现代社会，习惯也没有失去内在规则的属性，法律不能只建立在强制的基础上，必须是在公众习惯的基础，只不过应使公众遵守法律成为一种新的习惯，新的常识。 　　应该指出，法治确实和不同的国情和社会发展阶段有着密切联系，确实不能用一个标准去衡量不同国家的法治状况。但不可否认，法治中也确实包含着各个民族和国家共通的成分。 　　良法之治 　　在实质意义上